（续）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感受到国家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变得蒸蒸日上，从一个支离破碎的旧社会变成了一个走向稳定、光明、日新月异的新社会，认为中医获得重视、弘扬和大发展的时代来临了，做一个真正“良医”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精神异常振奋。在国营医院尚未成立之前继续私营开业行医期间，他就搜集中医历史上各种流派的观点和学说，参考西医理论和教科书的叙述方法，着手编写现代中医理论教材。到1953年，完成了八十四页的《新中医病理学讲义初稿》，准备为新中国培养一代新型的中医人才。特别是在党的中医政
策感召下，很快成为天津医界首批进入市立国营医院的私营中医大夫。从此，父亲将行医作为养家糊口的行当变为一项为社会大众服务和弘扬、发展祖国新医药学的事业来做，誓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策感召下，很快成为天津医界首批进入市立国营医院的私营中医大夫。从此，父亲将行医作为养家糊口的行当变为一项为社会大众服务和弘扬、发展祖国新医药学的事业来做，誓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父亲认为新时代的未来在下一代，小儿疾患又是他多年关注和擅长的门类，首先选择了天津市儿童医院作为他事业的起点，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其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中西医结合儿科病房，组织了多个小儿疾病科研专题，对小儿疾病进行大面积的普查、跟踪、分析和归类，先后编写、发表、出版了自己担任主编或是交由学生弟子们担任主编的《中医诊断学》、《中医儿科学讲义》、《小儿常见病中医手册》、《增订幼科类萃》、《历代儿科医案集成》、《何世英儿科医案》等一系列教材、著作和大量的论文。在整理多年积累的经方、验方的基础上，先后研制出像“清降片”、“咳喘宁”、“磨积散”等近二十种药方，交由儿童医院刚刚成立的小药厂制作，结合小儿服药的特点和早前自己制药的经验，制成丸剂、散剂、片剂，为儿童医院小药厂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药品，沿用至今经久不衰。经常听到有人说：“只要是天津人，没有没吃过你父亲小儿药的人！” 除了小儿多发病、常见病，小儿疑难杂症也是父亲特别关切、甚为用心的，而且，经常开出一些“出奇制胜”的药方。我经历这样的事很多，有几件印象特别深刻。我在天津一中上学时，有一个叫徐双星的同学，直到现在每每见到我的时候，总要提起父亲给他治好多年哮喘的事。他说：“你们老爷子太神了，老爷子八分钱的小药，吃了两个礼拜，彻底好了。你怎么不跟老爷子学中医呢？”有一次，在我们天大操场上看足球比赛，旁边一位机械系姓陈的老师跟我聊天，当他得知我父亲是何世英时，一下抓住我的手，惊呼道：“原来何世英是你家老爷子，我们全家可得感谢你们老爷子一辈子！”说着用手指着场上正在奔跑的一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说：“那是我儿子。六岁那年，得了大脑炎，高烧41度，持续好几天不退，医院去过了，大夫也请过了，就是退不下来，都摇头说没辙了。最后请到你家老爷子，叫服安宫牛黄，六倍小儿的量，开始吓得我们不敢给小孩用。你们老爷子说：放心，出问题我负责。结果服下转天就退烧了。”说完，球赛也不看了，非要拉我去吃饭。像这样的事，直到现在还会经常碰到。最近见到天津儿童医院中医科杜文娟主任时，她不无感慨地说：“我从1975年学校毕业后就跟着何老。何老在儿童医院工作期间，对病人对工作对事业太认真、太负责、太拼命了！带我们科研小组的那一阶段，天天下班顾不上吃饭，何老带领我们，不是骑自行车就是靠两条腿跑路，跟踪回访每一个病儿家属。有一个星期天，我跟何老跑到中山路北站一带，转来转去找不到病人的家。当时正是中伏天，太阳顶头，急得我们爷俩心里冒火。我身上没带钱，老爷子在自己身上掏了半天找到几分钱，买了一颗水果冰棍儿，还非得让我吃掉。在这样的老师带领下，我们怎能不勤奋上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