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发于《出版人》杂志，“士子悲歌录”专栏文章）

知道蒋捷的人不多，但知道“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很多。

南宋时，蒋捷祖辈世代为官，与皇室沾亲带故，幼时在父亲的教诲下发愤苦读，很早便在诗词方面显露才华。他曾因“铜棺山”与“铜官山”一字之别，据理力争，写下《铜官山》诗一首，为宜兴第一高山正名而轰动太湖文坛。宋度宗咸淳十年，蒋捷中进士，成为南宋的最后一科进士，但还没来得及任职，蒙古铁蹄踏入临安，南宋灭亡。

太湖流域的常州府、苏州府沦陷，元军首领伯颜常州屠城，一时间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城里元军占领，乡村无处落脚，百姓只能躲进扁舟中，为了求生，大多随波逐浪，在水面上漫无目的地漂弋。

青山依旧，国事全非，昔日流金溢翠的故都临安已是“人散树啼鸦，粉团粘不住，归繁华”。蒋捷只能辗转异乡，生活落魄，饱经风霜忧患。失去了依附的故国，也失去了“深阁帘垂绣”的幸福家庭，变得一无所有。流浪飘零于姑苏一带太湖之滨，离乱颠簸的流亡途中写一曲心歌：“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萧萧，雨又飘飘。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书写山河破碎、无处容身的悲哀，却无苦大愁深、壮怀激烈之气，像是流浪在人生独立坐标上的闲吟闲咏。已经被命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还从容闲散地吟咏“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相当酷啊！

自幼学的《易经》此时派上了用场，蒋捷以相士为业，替人算命。他不仅混迹渔樵，隐姓埋名，更浪迹最底层的江湖了。宋代是一个占卜流行、从业人数众多的时代。作为一名相士，蒋捷的宿命论深深印刻在他的词中，对南宋的灭亡，他的悲痛中比其他文人多了几分宿命的淡定。“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是相士式的旁观和沉静，是一种对人生不可逃脱宿命的认定。一切终将归于世界之暗，这一点，他清楚得很：“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

南宋是理学发展的高峰，将捷作为南宋末科进士，爱到朱熹、陆九渊的影响。理学家的观物论思想，要求人保持自身的真实性情，观物而不为物所累，观情而不为情所累，心一而能应万物，从而能达到“本真”状态。蒋捷以理学家的观物方法，在活泼清新的意象中透露着自然生机，传达着哲理和感悟，“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苦中作乐得可以，而且，不是装出来的苦中作乐。

不愿意再颠沛流离了，于是，顾不得天寒地冻，以舟代步风雨兼程，好不容易重返故里，但又难以维系生计，只好浪迹无锡雪浪，无功而返。最后选择了宜兴竹山，这里寺僧和善，可容其立足安身，寄居寺庙。附近村民淳朴，山下聚居云阳亭侯蒋姓人氏，乃同祖同宗之人。族人在寺旁建云阳山房供他作教书课徒之所，生活总算有了着落。后来又在芳桥阳山结识了周祖儒，也是宋室遗民，蒋捷为他家撰写家谱。

元朝统治渐渐稳固，为笼络人心，开始选用南宋士子，只要选择合作，便可出仕为官。而事实上，南宋遗民中出仕为官的大有人在。随着元朝统治势力逐渐巩固，复国理想成为虚幻，有一些宋代文人开始北游大都，希望得到新朝的青睐。元成宗大德九年五月，蒋捷的朋友举荐他时，蒋捷放弃了出仕富贵的机会，选择了他那高尚的孤独。对于元代出仕为官的遗民们，很多人都有迫不得已的难处，可在日常生活上困顿寒苦的蒋捷，选择了遁隐。

那一种嗜肉好斗的草原文化，对南宋知识分子来说，真是一场血与火的浩劫啊。种族歧视和等级制度又将原来的南宋人贬为“南人”，在最下等之列。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失序感和文化边缘化命运之下，汉人知识分子发出了抑郁不平和痛心疾首的呼喊。但是，蒋捷沉默着，沉默是金。
 
六百多年以后，同样是敌寇辱国的危难时刻，民国才子胡兰成背负着“汉奸”的千秋骂名撰写了《战难，和亦不易》投降文章，并接受“汪伪”要职。不必介意胡兰成有没有风骨气节，任何一个人，倘若在如雾的醉眼和如花的禅意中，看透了世界“弱肉强食”的真相与幻象，也看懂了“抵抗和坚守”实质上是另一种真相与幻象，他会明白，对人世的恶业，人没有能力惩治，对人世的苦难，人没有能力救治，有能力惩治和救治的只有神与佛。但是，胡兰成的错误在于，在选择放弃“抵抗”之后，他不该跳上另一个政治的前台。因为所有的前台都是不干净的，不管你是为了立自己的生命，还是为了开众人的太平。就像他如此风流缠绵地周旋于几个女人之间并没有错，但他的错误在于不该对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任何一个女人作出承诺。

从南宋亡国的那天起，蒋捷就没打算再跳上“前台”，黯淡的后台一定比明亮的前台更安全也更安宁，享受孤独是需要能力的，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少很少，他蒋捷算是一个吧。他既断绝了与朝廷的关系，也断绝了与其他文人的交往，甚至与宋末著名词人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都失去了联络。他从不记录自己的生平事迹，别人也少有记载，彻底成了一个“隐士”。为生计劳作虽苦，但不必再提心吊胆过日子，“自古达官酣富贵，往往遭人描画。只有青门，种瓜闲客，千载传佳话。

半世的红尘已经可以全抛，到底转向的是那清静悠然的村景。“半世踏红尘，到底输他村景。村景，村景。樵斧耕蓑渔艇。”那幅村景，是多少中国知识分子一生的追索啊。那幅幸福村景中，元朝浓密的树荫下，一个贵族诗人在幽黯处浅唱，声音极低，低得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蒋捷以“竹山”为号，虽孤苦窘困，但以“竹”为名，表达独立和不俗。他自为地选择了孤独，在流浪江湖的羁旅中，更强化了这种孤独，这种孤独转向心灵，只指向过去，在对过去的寻觅中消解和融化孤独，拒绝与现世政权合作。这就注定了他孤寂飘零、遁隐山林的人生以及《竹山词》中对故人、故园、故国的另一种纠结。

元人没有放弃对文人迫害，连南宋乡士也遭羁押。汉人乡士频频遇害，使蒋捷心有余悸。他举家迁徙至武进晋陵。为确保万无一失，安排三个儿子居住在同一乡野但不同村落，并在长子所居的前余买田种竹，了却了“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的遗憾。但不久，因得罪了多名高官而起了风波，为了不连累家人，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宁，倔强而又可怜的老人，带着满腹的酸楚第三次出走，又回到了宜兴竹山。

人是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生而为人，终难免苦，世界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这就是时间的力量，这也是生而为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