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逸枫：民间资本“高利贷”暴利根源在银行

　　  房地产民间“潜规则”借贷泛滥根源其实就在银行。因为，在表面上，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普通居民和企业，但稍作深究，可以发现不少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来源于银行。在高利诱惑下，很多工薪阶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而后以月息2.0%-4.0%出借于担保公司或民间职业借贷人。而一转手，就可谋取数十倍的超高利息。

　　  在民间借贷中介人和银行工作人员互相合作下，形成潜规则：不管银行实际贷款利率是多少，贷款人都要支付1.5%的月息。更有甚者，里应外合，把银行资金巧立名目分流至担保投资公司，当作高利贷本金，谋取月息5%以上的高利贷暴利。

　　  在目前国际国内环境对企业不利的情况下，一些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急需资金注入，但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而大企业较容易从银行得到贷款，出现部分大企业宁可自个停工减产，也把大量从银行得到资金用于放高利贷，造成“高利转贷”风盛行，而民间职业借贷人之间相互拆借，促使高利息节节攀升，并且房地产企业更成为民间高利贷的首选优质客户，甚至百强房地产企业，都参与高利贷。由于高利贷的暴利，让一大批企业家错乱了价值观，迷失了企业家道德，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正常的利润收益，无法安心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这将从根本上摧毁了企业的生产力。

　　  如果银行收紧贷款之后，在房企资金紧张和购房投资客银行贷款困难时涌向民间贷款，可能会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他中介按揭代理机构的业务带来一个冲击，尤其是民间资本在民间非常活跃和储备量高达数量惊人。例如，截至2009年底, 浙江省民间借贷的存量已经达到6000亿元，主要是信贷资金趋紧、信贷政策调整是温州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

　　  另外，会给金融机构的贷款计划捣乱。由于近几年房地产泡沫渐生，当央行在第二季4月之后，如果息后意味着继续对信贷的数量紧缩政策，到时房地产商融资将出现困难，一些实力较小的房地产商将出现资金紧张，如果民间资本（游资）进入实业领域，楼市股市或出现动荡。不仅给楼市带来不稳定，也影响到股市的稳定，非常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高利贷,这一旧社会的毒瘤,在当代中国披上各种合法外衣,死灰复燃,愈发蔓延,成为一支姹紫嫣红地绽放各个阶层行业的经济罂粟花。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沈阳，在武汉，在杭州，在长沙，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每天只要翻开当地晨报、晚报或都市报，各类借款信息广告，目不暇接，跳入眼帘。“两分贷款，当天放款”，“当日放款可垫还”，“速办大额贷款”，“不涨利、额外无费用”，甚至抬出“全国重质守信单位”、“国家AAA级信用”、“省级十佳信誉”等金字招牌。

　　  曾几何时，这些在桥墩上、台阶上、马路边墙上见不得人似的牛皮癣广告，当下居然登上主流媒体版面，鸣锣吆喝，广而告之了。在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债务专业快速清收”的追债公司广告。高利贷，曾经臭名昭著，是剥削和罪恶的代名词，如今咸鱼翻身，成为当代经济的香馍馍。

　　  例如,浙中某县人口只有三十万，民间各类借贷机构却有60多家。而去年初同类机构不过十家。当地许多家房产中介所，纷纷转行做起民间借贷生意。而地下职业从事民间融资借贷的至少是公开的一倍以上。温州担保业，几乎就是民间高利贷的代名词。担保公司放高利贷路人皆知，“换脸”后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跻身放高利贷的庞大队伍中。在义乌，高利贷更是司空见惯的。义乌商贸电视信息频道上，某某寄售行“有大量闲钱、帮你解决燃眉之急”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屏幕上；从事民间借贷的寄售行遍布大街小巷，一个县级市就高达200多家；月利息从两三分一路走高攀升至一角甚至一角五。

　　  其实,很多借贷者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困难,受到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业慎贷、畏贷给高利贷公司提供了极大便利和市场空间。由于不少民营企业缺乏诚信，一些金融机构担心借给民企的钱会变成坏账，所以也不敢轻易与企业合作。因此，一些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当急需资金而又无法从银行借贷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借高利贷来“渡过难关”。

　　  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高利贷已经渗透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高利诱惑下，部分党政机关领导参与了高利贷资金筹集、发放和催讨等环节。原永康政法委书记朱兵企图外逃事件，正是高利放贷失手所致。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江浙一带，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员都不同程度参与高利放贷。一些民间借贷中介人根据领导级别，分别给以不同高利息回报。普通公务员月息3%，科级领导月息5%，处级以上领导月息10%。不少政府官员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成了高利贷者的保护伞。凡是参与高利放贷的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无一例外都有政府官员的隐性股金或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