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现实，几千年人治的根本未能动摇，更加开国传奇加剧“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困兽自慰精神的荼毒，在所谓的全球现代民主文明风行的大背景中，即使中国也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可是自我禁锢的困兽格局依然如此明显。中国人，始终禁锢在自己人内部的争斗游戏中。这样说，是不是过分了?其实很简单的事实，中国官僚阶层确实集中了中国人中的精英，但是这些精英都是以内部争斗为能事，多少精英本可以在各个领域成就超越的成绩，绝大多数变成政治的牺牲品，能留名青史寥寥无几，贡献更是无从提起。于是自从战国之后确立王朝强权政治格局至今，中国的文明提升几乎难言超越，除了历史怪圈的周而复始，还是只有历史。钱学森责问，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关键是中国的官僚眼中，唯有善于政治内部争斗者是为杰出，不是没有，而是很多。而民间同此观人观物者思维同一。是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只是这样，中国的事情就必然始终说不清楚，理不明白了。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实则国祸无尽，民哀无穷。

　　置中国于困兽格局，乃是中国人治政治传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千百年来局限于内耗，始终不能跳脱，实在可惜。至今为大时代的大变革大开化年代，如果不能跳脱，中国的落后，中国的没落可能又将在几十年间出现。先贤邓小平领导托开一条门缝，于今中国实现初步的改革开放，存在莫大的希望。但是政治改革始终没能深入，人治格局的打破依然未能触及。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的应对成功，有值得庆幸的运气成分，更有加固人治格局之隐忧。中国的人治，确实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世间也并不是必须人治以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制度的完善，必然伴随着开明和灵活的成分，规范而不刻板的制度保障，同样能够办成大事，而且副作用没有当前的人治格局这么大。当前经济形势特别强调的调结构问题，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的综合协调，靠人治的行政化调整，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经济运行的复杂，不是靠少数人的行政指挥能协调得好的，必须以完善的制度规范进行全面的综合协调以实现均衡运作。事实上不止经济上如此，社会运行也是同样的道理，社会综合力量的合理发挥，靠人治的挖掘是微乎其微的，而在完善的制度规范下，各种力量的综合发挥，才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的失败，其实是人治架构失败的一个典型，以此推衍，道理是一致的，人治架构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枷锁。如果在大变革时代，中国不能在各种文明形态上都有所突破，那么最终的落伍就将是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了。历史给了我们机遇，但也只有现在才是最好的追赶和超越的时机，错过，是没落，是泯灭，都难以预料了。

　　跳脱人治架构，转而实现法治架构，是当前中国没有商量的必然选择。作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人治架构社会就不能运转，任何架构下，社会的自组织都会随着进行相应的适应，只不过是发挥多大的促进作用的问题。而这与相应架构的发展趋向密切相关。如果只是维持社会的存续，随便怎么折腾都可以，越落后存续时间或许越长；如果是维持政权的存续，目标不大，人治架构可以实现两三百年的存续；如果要实现民生幸福的初等目标，法制的至高地位的确立应该可以超越政权的更替；如果要实现民生幸福和社会文明的超越发展，就必须确立法制和学术的至高地位，从而使得政权的更替、人智的开化、技术的发展、文化的超脱都能够在制度规范中自然协调的跨越发展。中国当前的执政者，目标不应该只定位于政权的存续上。当前如果持续人治架构，加上非血统传承，如果不能有效转向法治架构，政权的存续或许还将短于血统传承，因为缺乏规范的立足点，或说没有凝集力诱因。担忧何益？！不如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迷梦。而只是初步确立法制的地位，实现民生幸福的初等目标，政权的更替能够看开，也还是落于下乘。中华要实现文明复兴，这是一个较为切合实际的目标，那就要跳出春秋战国之后两三千年的发展迷雾。是否有希望，中华境内能否确立法制和学术的至高地位是基本的检阅标准。

　　在当前的中国困兽格局中，人与人斗成为主要的社会运作模式，由此衍生出来的中国社会行为模式，包括人情公关、包括政治争斗，包括区域比拼，都是极度消耗社会资源的高成本运作，高副作用运行。高成本很好理解，人情公关的经济成本是一回事，心智浪费成本更高，大部分的中国人就由此陷进无尽的人情网，迷失于小情小利的争斗中。政治争斗，包括区域比拼，简单的一个重复建设，就要耗费多少的发展资源。高副作用，也简单就能看出来，法制的执行力始终高不了，构建法制社会始终难以见效，就更不用提学术地位的提升，因为人治的不规范破除了所有对正义、公正的尊重。所谓不破不立，不破除对人治结构的迷信，不确立对高层的行为规范的约束，破除高层的人治自由，就难以形成法治的氛围。中国高层是否有放弃特权的准备？

　　政治改革，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否有希望，国民一直在翘首以待。

　　2009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