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画画，但是从来没有在科班学习过，属于那种东画西画涂鸦型的喜欢而已。仅仅是因为从小在一个艺术学院的大院里长大，父母的同事、朋友中很多人都是画家，亲戚中也有好多是画家。几十年来耳闻目染，喜欢画，也知道画画这事情不是那么复杂的，拿起笔就可以画，至于画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画得过瘾、自己开心就行。加上自己也很勤快，无论到什么地方，身上总是带一本速写本，画个不停。如果手边没有本子，甚至会“手痒”的在能抓到的任何地方画，早年的教科书上、练习本上、草纸上都留下了不少这种乱画的记录。我母亲最知道我这个“坏”习惯，因此上学时给我本子，怕我画到教科书、练习本上去了。当然，我读小学的1950年代，还没有正规的速写本，是一种叫做“拍纸本”的白纸小本子。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父母要照顾我们三兄妹，生活费用很紧张，买“拍纸本”也是比较奢侈的。记忆中我读了六年小学，好像还没有用过六个本子，都是用废纸来画。母亲有时候把办公室不用的稿纸拿回来，反面是空白的，给我用线钉起来，也就当了速写本了。直到高中，我才买了真正的速写本，当时感觉是太奢侈了，不舍得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流行“徒步串连”，我就带着这个速写本走了一个月。走到北京，天寒地冻，依然天天坚持画画，画了好多路途看到的事情。那个本子我好宝贵，一直带着画，结果后来在井冈山的招待所被人偷了，心疼了好久好久，因为所有这个时期的画都在那个本子里。自然，丢了再画，现在有好多个本子了。不过，这种从小培养出来的涂鸦画画的习惯，我到现在也改不了。

我的家庭虽然是个艺术家庭，但是父亲和母亲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父亲王义平是一个很杰出的作曲家，在音乐学院教配器法，母亲则是抗日演剧队的“孩子剧团”的小演员，到重庆之后再到国立音乐学院学声乐的。因此母亲很早就希望我学音乐，我虽然喜欢古典音乐，但是却从来不想学任何乐器，喜欢随手就可以做的画画。父亲倒是很民主，随便我，我这个画画的习惯，也可以说是父亲纵容、母亲支持而形成的。

1954年，我们全家刚刚住到武汉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里，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在一个院子里。音专就是今天的武汉音乐学院，而美专则在1958年迁回广州，是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我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自己的素质、品格，对艺术的了解和掌握，很大程度是在这个院子了给“熏”出来的。几百个美术家、音乐家、大学生挤在一起，朝夕相对，不受影响都很困难啊！

我们家最早住在大院的13栋，是个两层楼的教员宿舍楼，从我住的小房间看出去，是14栋的后面，有棵树，窗户好像个画框一样，框着14 栋的房子，我看着看着就想画下来。当时，我在大院里看见到处都是美专的学生在写生画速写，画树、画湖、画房子、画人物，老师在旁边指导，也看见他们在画室里的画架上画油画，很羡慕，那时家里刚刚从学校买了一些家具，其中有一个两层的高大的衣柜，我端了张小凳子，站在上面，打开上层衣柜的门，拿了毛笔就在门里面的画起来，家里的阿姨看见，从厨房冲过来，叫我住手，已经来不及了，那张“写生”涂鸦是我0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画，那个衣柜我还保持在父母的旧居里面，有时候回武汉音乐学院的旧宿舍，会打开那个柜子看看，想起当年的“灵感”来的。

我在小学就很能画了。我武昌的解放路小学读书，那个学校靠近武昌的司门口，在闹市中，学校很小。解放前是一个教堂建筑群，解放后，教堂的一楼的部分、旁边的附属建筑、院子都拿来做了小学，而教堂二楼依然是做教堂用，好像到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才不用了。虽然很小，但是那个小学的氛围在我记忆中还是很美好的。开心的生活、热闹的群体，我原是讲广州话的孩子，到这里之后要学武汉话，其生涩、粗硬感自然是可想而知，但是因为是孩子，学起来还是津津有味，很快就讲得流利无比了。班主任邓豫模看我画得很好，就让我用彩色粉笔在外面的墙报上画插图。几年下来，也就知道怎么做墙报了。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高中也没有中断，初中在武汉45中学读的，学校办公室主任姓闻，我们叫他闻主任，他也老让我去画墙报，当时一个同学叫张雁，北方人，高大英俊，写一手秀气的小楷，负责编辑、组织，我就画画做装饰，好几年间，学校的墙报就基本是他和我负责，不过要做好真是不容易，彩色粉笔写在水泥的黑板上，不好画出面积感，充其量也就是线而已，我也做了很多尝试，最后发展到用水粉颜色画，就好多了。不过黑板的底子是黑色的，如何突出正面的形象，还是破费脑筋，不过我们都有办法做好，我从初一开始和张雁合作做差不多每期的中学墙报，到初三已经感觉有点炉火纯青意思了。好多外校的人都来学习，闻主任也经常表扬我们两个，我自己也有点沾沾自喜呢！现在想想还是很幼稚的。

我高中是在离开家里很远的武汉师范学院附中，因为太远了，所以不得不住校了。张雁也在这个学校读书，到学校没有多久，我们的这个做墙报的潜力给学校发现了，所以，我们就搭档，继续做墙报。不过，我这个时候的兴趣已经转到连环画上，整天做梦要出版自己的连环画书，没日没夜的涂画，改编故事，画了好多好多画。那时候，做墙报归做墙报，是工作，但是平日就在书本的天头地尾涂鸦，用钢笔画，画画尽然耗费了我主要的时间，到高三的时候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上课也画。物理课老师方定忠发现我上课时在物理书上画画，就把我的物理教科书收了。下课之后让我去办公室谈话，我吓得战战兢兢的，走到办公室门口，发现一堆老师在围观我那本已经成了连环画一样的物理教科书，哄笑一堂，有点得意，我也就不在乎了。这种涂鸦的经历，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终于结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需要我画毛主席的肖像、宣传画、插图、漫画、做木刻、做红卫兵小报，我就不需要地下“涂鸦”，而可以大张旗鼓的画了，学校也全部停止了，我的画画、涂鸦也从业余的转向专业了。

2010年4月16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