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41年，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年份。

 

不仅仅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开始了确切的纪年，也不仅仅因为它是“共和元年”，我更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生这一年镐京的“国人暴动”上——暴动的主体究竟是哪一个阶层？他们凭什么就一举推翻了周厉王，又是凭借怎样的力量和思维让政局和平过渡，以至出现难得的“共和行政”——汉语“共和”一词就是从这来的。

 

“国人”是都城里的人，相对于郊野的“野人”，他们受过教育，有更多的见识，也有近水楼台进行议政的传统和阅历。他们之所以是国人是城里人，那么可见生活待遇和质量都比野人要好，按照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朴素道理，他们本不该成为暴动的主力军。

 

偏偏，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几乎成为历史定论或作为常识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说周厉王“与民争利”，搞国有化改革，把山林川泽的收益都给垄断了，害得“人民”民不聊生——这里的“人民”恐怕包括“国人”甚至是一部分贵族；二是说周厉王干了这见不得人的缺德事，也不让人说，搞监视活动，搞无间道，秘密盯梢打小报告整人，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向批评朝政的人执行死刑。

 

周厉王的身边并非都是糊涂虫、和稀泥的主，有一位正直、明白的大臣叫召穆公，他再三进言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告诉厉王，不能搞“堰塞湖”，老百姓的意见只能疏引不能硬堵。

 

朝堂之上，国君面前，大臣进谏，一般都是说者有心，听者无意。

 

周厉王在进行一场博弈，作为天下“共主”，在自己的财富、利益和控制权走下坡路时，他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意识形态的掌控，逆势上扬，扭转对周王室不利的局面。和许多被称作“暴君”的统治者一样，他用力过猛，方法显得简单粗暴，所以容易激起民变。

 

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国人暴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

 

历史，并没有提供此次暴动更多的细节，从史书能够获取的信息包括——

暴动时间：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实施高压政策的第三年，应验了那句“事不过三”？

暴动地点：国都镐京。

暴动过程：围攻王宫，厉王闻风而逃，渡过黄河，逃到彘，也就是今天山西的震县。

暴动结果：厉王一逃就是14年，直到在彘一命呜呼；期间，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召穆公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主持朝政，史称“共和行政”。

 

只有一个插曲笔墨略显丰满，似乎不能不说——

当厉王逃走之后，王太子躲进了召穆公家，谁知这头号机密居然泄露，国人知道后，又将召穆公的家团团围住，要召穆公交出王太子。

召穆公说：“当初我曾多次劝谏天子，天子不听从，因此才遭到这种祸难。现在如果听任国人杀掉太子，天子将认为我是愤恨他而迁怒。凡是事奉君主的人宁肯身处险地而不愤恨，即使心里埋怨也不迁怒，何况是侍奉天子呢?”

于是召穆公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太子终于免遭杀害。

——这位后来在召穆公家长大成人的太子，就是在厉王死后，成为西周第十一位天子的周宣王。

 

冒充太子的召穆公之子命运如何，以一死换来太子之生？难道国人皆不识太子，才会让这一出以假乱真的戏得以蒙混过关？或是因为太子年岁尚幼，一时无法分辨？一段因为简略而显得有些“跳跃”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足够空间。

 

这里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问题是，神秘的暴动者究竟是谁？如果不是经过策划、组织串联，暴动何以如此顺利？国人攻击戒备森严的王宫，靠什么和守卫抗衡？难道卫戍的将士是这场暴动的内应，或者他们被策反？

 

一般解释认为，国人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有一定的权利，比如说可以参加祭祀，可以从军，可以做基层官吏。他们在宗族上或血缘上，多与贵族有着复杂的联系，所以他们能够进入甚至参与政治生活，也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

 

而从成功实施暴动的过程分析，我揣测由于他们在社会公共场所和家族集会中有结识的机会，他们可能会自然形成情趣相投的群体，讨论政治见解和表达意见的圈子。这个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就是士阶层，他们是国人精英，是一股正在新生壮大的力量；他们以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行动证实，日后注定要在政治舞台上作为独立力量引人瞩目。

 

持此意见，我以为西周末年的士，已不在局限于昔日的武士，而是掌握“六艺”并能够提出自己主张，甚至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实现主张的潜在的政治力量。

 

国人暴动，是他们第一次公开的亮相。这是一次不同凡响的盛妆彩排，他们一举推翻了周厉王，并以理性的选择，实现了朝政在“共和”名义下的和平交接。

 

历史,在等待他们日后的盛大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