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昌黎沿海渔业的购销工作
董宝瑞
今天，贴出曾经长期在昌黎县水产部门工作的曹相善先生生前写的文史资料文章《回忆五六十年代沿海渔业的购销工作》，作为介绍昌黎县沿海渔业历史状况这一单元的终结篇。
曹相善先生也是昌黎县的一个“老水产”。他是大蒲河村人，是我爱人的姥家人，我爱人的一个表舅，晚年居住在昌黎县城东北的果乡农村——河西张各庄村。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为孙子上学事曾来过我家，谈了不少渔业生产方面的往事，我请他写出来。后来，他让人给我给我捎来了这篇文章。过一二年，老人因病去世，这篇文章成了他的遗作。从这篇文章中可知，渤海盛产的对虾，从1957年开始，由国家的水产部门统一收购，专供出口。这一做法，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再也无以形成虾汛为止。
从居普一先生和曹相善先生生前写的这些回忆文章，笔者深切地感觉到，一个人到了晚年以后，应当把自己珍贵的回忆留下，最好形成文字。这些回忆，往往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曹相善先生的回忆文章如下：
回忆五六十年代沿海渔业的购销工作
曹相善
昌黎县东临渤海湾，海岸线长达52.1公里，四季气候分明，水温和水位很适合鱼类的生长及产卵。每年春夏时节，海面风平浪静，是鱼虾产卵的安乐水乡。此时鱼虾由越冬场（东海和黄海海域）纷纷游集渤海湾，寻觅饵料，届时产卵。优越的渔业条件，使昌黎沿海的村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兼营渔业，农、渔结合的生产方式，世代相传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俱兴，工农业生产齐头并进，但渔业生产仍墨守成规，一船一网，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力水平低下。鉴于此种状况，党和政府宣传、发动渔民，把一盘散沙式的渔户组织起来，革新技术，发展生产。1951年伏、秋季节，根据县、区领导的指示精神，趁渔民晒船油网之际，在大蒲河村组建互助组。但当时渔民已快要投入秋汛生产，建立互助组之事便暂时搁下、，直至冬闲时期才完成自由结组工作。以每船定员定额结为一组，定为生产社员。加入合作组织的渔民近500人，为后来的互助合作奠定了基础。
1952年，在县供销合作社（简称“县社”）与区政府的指示下，在原大蒲河乡栅子里村建土冰窖3个，贮冰60万斤。由县社的杨树森和村干部负责此项工作。建窖所用人工和物料全部由村里负责解决。3月份，县社在大蒲河建立渔业购销站，派焦润钧任站长，同时配会计一人，马车一辆，收购水产品。经四区区长吴友林批准，站址利用大蒲河村大庙的遗址，大庙东部的文昌宫及钟楼、花亭等地划拨为渔业购销站专用（大庙的中央与西部庙宇，后来由供销社占用）。当时收购站条件极差，用来做收购站的屋子残破不堪，所幸此时未开海生产，尚有维修房屋的时间，随即买林秸，夹寨子为院墙，房屋亦用林秸扎起，外抹草泥，修补之后做了办公室，夜间以床代炕，暂且休息；清理出一间草棚作为食堂；利用文昌宫旧庙做仓库。花亭子四面透风，堵起来作了宿舍。总之因陋就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一个月，修复了房屋，垫平了凹陷的屋院地，建起了水产收购站，开始挂牌营业。光阴似箭，转瞬到了春汛季节，收购工作开始进行，站内七八个同志每人携带一个毛巾缝的兜子，内装算盘及采购票去海边收购。一天收购的鱼虾运回站内后，立即加冰保鲜，进行包装，运到县城，再发往外地，每天都干到很晚。大伙儿虽劳累，却无人叫苦。
到了1954年，海产品的生产达到最高峰。春季渔汛，内外地的作业船只约六七百艘，星罗棋布，云集昌黎沿海。我县海岸的浅水海域，除大批船只外，还有人力网11副。二零一师部队的一个大网就有200多人，由李沛玲掌握，高产网次产大虾（对虾）9700多斤。因产量过多不能将网拉上岸，只好用网把虾圈在水中，再用大筐将虾捞上岸，此活很艰苦，比拉网的时间还长，但收获甚丰。有时收购该网的产品，需30辆大车运输。沿海整个海岸的运输车辆达260余辆。当时县社派陆仓、黄维金二人专职负责登记马车及发放运费。抽调运输科长赵名寰等三人指挥车辆的运载，一是将海产品从海边运到收购站，二是大虾运到收购站后及时加冰包装，三是办好外运手续，及时将产品发往火车站。春汛期间，海产品收购总计约600万斤以上，其中鱼蚧类近400万斤，仅大虾一种，据不完全统计，就达280万斤。捕获的大虾80％调往北京、沈阳、吉林、哈尔滨、济南等地。由于收购人员少，工作量大，在渔汛期间，同志们都是不分昼夜地工作，甚至废寝忘食，和衣而睡，坚持两个月之久。县社领导还从各科室抽调大批干部随时支援。由于产量过多，收购站一度采取对外地船只不收购的措施，以减轻收购压力，引起了外地渔民们的不满，他们就去专区社反映意见。专区社主任与县社王春峰主任商量之后，就收购海产品盈亏问题达成协议，决定沿海产品全部收购，这样没有损失一鱼一虾。
1956年以后水产收购站改为县社渔栈，此时农业已进入高级合作社，渔业互助组也趋向专职渔业队，在县长邱彦光的指示下，陆续组建起大蒲河、栅子里、周庄、焦庄、苏鐣子、机帆队、赤洋口、聂庄、团林、大滩10等个专业渔业队。
在发展渔业生产的同时，沿海渔民的生产工具逐步实现了作业船只动力化，网具胶丝化，解放了生产力。然而，生产工具的改造过程是艰难曲折的，由于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渔民们认为胶丝网不能捕虾，仍要求按旧习惯供应他们蚕丝和苏油。为此，有关部门只好申请省、市领导机关，报国务院批准，由外贸部门解决蚕丝两吨，到天津提货。此外报请省水产局转国家水产部呈国务院批准，解决一火车皮苏子（榨油原料），约40吨。几经辗转，所需物资基本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运输渔业生产用的血料时，谱写了一曲军民合作的凯歌。当时由内蒙某旗调运血料5万斤，打算由赤峰经铁路运到昌黎；不料铁路拒运血料，虽是冬季也不承运。后来，由4672部队组织7辆军用汽车，爬冰渡河，历时5天，将冻血块运到昌黎。
1956年建立水产公司，当时县政府工商科负责水产工作，科内设水产股，1957年水产公司与县水产股合署办公。1956年渔业生产又获丰收，全年海产品总量达200多万斤，仅收购春虾就达180万斤（包括外地渔船交售量），产品大部分调拨省外。每年上海水产公司来得最早，该公司董仰台常驻昌黎，一住就是半年。济南、青岛、河南等地水产部门亦派采购员来采收大虾，以快件发运。东北各省市亦有采购人员驻昌收货。发运以冷藏车为主。在车皮不足的情况下以快件发运。有时大虾因铁路不能及时发运，积压车站，虾体变质，冰水溶化，变成脏水流出来，把车站附近的地面弄得泥泞不堪，臭气难闻，行人不便，车站与水产部门双方都有意见。车站说水产不讲卫生。水产说铁路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并要求铁路必须用冷藏车运货。意见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水产部与铁道部双方商讨，得以解决。这样，车站每天发不出的大虾所剩无几，由小贩短途运输供应附近城乡。
1957年2月，省水产局下达电文指示，将大虾全部收购，作为出口物资。这给外运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春汛前夕，外贸部门便提前做好准备，调动人力、物力、运力，保障收购工作。每天收购的大虾不论数量多少，一律由外贸汽车队的保鲜冷藏车从海岸直运冷冻厂。秋汛运输最为困难，当时我县沿海尚没有完整公路，秋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冷藏车虽有前后加力设备，也经常陷车。外贸的32部汽车常常一起出动，或三五成群，或更多些，一旦陷车，可互相帮助。秋汛运虾主要在新开口，陷车之地多在潮河南部、西部和北部。在潮河南部陷车后，多求助林场魏新民场长，用链轨铁牛去拖，有时则求助驻军张营长，派牵引车去拖。一次去海滨冷冻厂送虾的车队被防疫哨卡截住，要对司机进行体检，我们用电话联系此事时，邮局长途电话台小张同志说，两个小时以前，滦县坨子头外贸的司机来电话，说他们在送虾途中，陷在了坨子头的河水中，要我们前去解救。当时外贸的30多部汽车全部出去运虾，无一在家，只好等到翌日清晨，从北戴河返回5部车后，派出两辆前往坨子头救援。
这年除大虾全部出口外，河豚鱼也加工出口，其中黑河豚加工后内销。
1960年伏雨连绵，坑沼四溢，大量的杂草枯枝随泛滥的河水入海。7月中旬至8月下旬禁渔期过后，从
（原载昌黎县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年12月编印的《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3～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