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地产崩盘时间表”看，究竟是谁绑架了中国的房地产？
房地产，总是有不少“中国景”可看：房地产商频频抛出挑逗神经的张扬话语，某些地方官员对房地产的力挺，以及专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地产学术角逐……最近，连草根也凑起了热闹。网民“真理是这样的”在天涯社区贴出《历史数据表明：房子暴跌的过程应当是这样的！》的帖子，于是一份“房地产崩盘时间表”开始在网上流传。它回顾日本1985年～1991年房地产市场走势，发现与中国2005年～2008年房地产市场走势颇为相似，最后预言：中国房地产会在2011年崩盘。
难道一向以坚硬泡沫著称的中国房地产神话真的将在2011年终结？从理智上，我不认同这样悲观的预言，中国的房地产不可能重走美国和日本的线性发展模式，中国崩溃论只是危言耸听。但从情感上，我倒希望中国房地产崩溃。在“愈打压愈高涨”的房产悖论面前，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一路猛涨，房子给了他们太多的折磨，他们已变得冷漠和麻木，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民生信号。
2003年，央行著名的“ 121”文件就打开了房产调控的信号。2004年之后，特别是2006、2007年中央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价的政策，直到今天，仍然有抑制房价的铁腕政策密集出台。然而，为什么房价越打越涨，老百姓还是叫苦连天，连曙光的影子都看不到？
房价高涨背后，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政府，房地产商，银行，消费者等各有各的如意算盘。有人说，房地产商绑架了政府、银行和老百姓。究竟是谁绑架了谁？我看，是地方政府绑架了房地产商。
长期以来，中国有较严重的GDP崇拜。作为一把国际通用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子，GDP的增长，给我们带来的是，国民经济的增长，政府财力的增加，人民生活的富足。但同时，我国目前的体制仍然是赶超式的压力型体制，不少地方政府面临着GDP增长的考核压力。无论是从公共利益还是个人仕途出发，他们都会把经济增长GDP摆在第一位。GDP越高，他们的脸上越有光，则可能得以高升；GDP灰头土脸，他们可能就会在仕途上止步不前。再有，由于官员任职的流动性和对官员考核政策的非延续性，导致不少地方官员产生了“火一把就走”的想法。因此，与当地居民是否能够长期安居乐业相比，他们更关注在任时GDP数字是否更漂亮。
因为相对单纯的GDP考核指标，官员们也相当关心“面子工程”，这也是给自己增添政绩的好差事。似乎哪个地方的楼越高，广场越大，商业区装修得越繁华，官员就越有能耐。我们在不少地方新闻，还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官员风光模式”：某位高管被地方官员簇拥着视察广场，当地官员兴奋得满面红光……
而当地官员对GDP的过分追求，恰恰成为房地产非理性增长的重要根源。因为周期短、获利高的房地产，能够在短时间为当地政府带来大量收入，而且当地政府也无需付出更多的短期成本。
无论是增加GDP还是兴建“面子工程”，都需要钱。可是大把的钱从哪里来呢？靠中央？“富中央，穷地方”，向中央要钱不现实。而且，中国那么大，中央顾不过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见效太慢，累死累活把第三产业的架子搭上，还没见效益，就要调任，搞不好是为下届官员作嫁衣裳。
房地产就不同了，与其他产业，尤其是见效慢的产业相比，发展房地产业才是地方官员心目中的最佳产业。卖一块地，就有几个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收入。而且，除了土地出让金，还有一大笔房地产税收。多卖几块地，多盖几座楼，就能改变当地GDP的脸色，其他产业有这样的能量？2009年，仅杭州市土地出让金就达1200亿，与2008年(243.3亿元)同比增长393.22%，夺得全国第一。
同时，地方政府无度支持房地产发展，付出的短期成本并不高。
政府除了出让土地，必要时还要给当地利益受损者提供一定的补偿金。当然，如果占了城市居民的住宅和商业用地，补偿金要开发商掏。如果征用农民的土地，政府还会给农民一些补偿金，但这点补偿金与政府获得的数额庞大的土地出让金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最近，《新京报》报上分别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充满担忧和不平之词，名称是《补偿不公背后的利益分配失衡》。文中称西部地区的征地补偿，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这些补偿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要高一些，如浙江省平均每亩补偿约为3万元-12万元。
另一篇名为《直升机当婚车，印度农民“暴富”背后》的文章，则洋溢着羡慕之气。一个印度农民，因为卖掉祖上传下的3英亩土地，获得10.9万元的补偿。这一大笔补偿不但让他为儿子办了一个风光体面的婚礼——租赁直升机当婚车，还翻修了房子，买了一辆韩国车，并重新在偏远一些的地方重新买了3英亩土地继续耕种。2010年3月10日，印度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宣布，将修订该邦的开发动迁政策，把过去的征地补偿标准提高10倍。
在中国，房价越来越高，地王越来越多，却不见老百姓的补偿金提高多少。在房地产利益链中，地方政府做得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在不少地方政府看来，房地产才是扭动政绩乾坤的支点。当地的房地产越繁荣，房价越高，需要的土地就越多，地方政府手中的土地就越能换成更多的真金白银。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一旦房价下跌，房地产商没有活路，政府的土地收入也会“水落船低”，GDP不够漂亮，“面子工程”也没有了，当地政府自然不高兴。房地产商想降价，当地政府还不乐意呢。原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的雷人话语“开发商售楼低于成本价要查处”，恐怕说出了不少官员的心声吧。如此看来，难道不是地方政府绑架了房地产商？
地方政府绑架房地产商可以粉饰GDP，“对上不对下”的官员会有更多的机会平步青云，但其无视市场规则的做法，却苦了老百姓。就拿2009年获得土地出让金最多的杭州来说，杭州市这个曾被称为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其房价涨得离谱。2009年，杭州主城区房价全面破万，杭州主城区再无万元以下房，杭州过高的房价令人望而生畏。地方政府对过高的房价表现出的冷漠甚至过度支持，必然会遭到老百姓普遍用脚投票。同时当地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也会下降，蹈“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覆辙。
当地政府绑架房地产商导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因买不起房而抱怨，当地可持续发展出现断层，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一旦有一天当地政府无土地可出让，房价高得让老百姓麻木，房地产就可能真的出现崩溃。
其实，片面支持房地产发展所造成的恶性后果，当地官员也是心知肚明，可他们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
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GDP考核指标。老百姓用脚投票，左右不了当地的GDP，更左右不了官员的升迁。当地发展后劲不足的咒语需要时间发酵，很有可能在下一任甚至下下任领导者身上应验。再者，即使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并有崩溃的迹象，只要泡沫能够坚挺到其调任前的最后一秒，离任后的崩溃又与他何干？
因此，只有改变过于简单的GDP主义，才能剥离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避免地方政府绑架房地产商。2008年11月后我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呼吁，中央应该把就业率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乃至升迁的第一指标，这或许才是解决地方政府绑架房地产的治本之策。
中央一旦把就业率作为地方官员的第一考核标准，地方政府才会真正下决心去帮助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财大气粗的国企以及“物以洋为贵”的外企相比，中小企业才是吸收就业的中坚力量。但事实上，地方政府的眼大得很，只看见有可能成为纳税大户的央企、国企和外企，而把中小企业当作边角料，扶持的力度并不大。因为，单个中小企业纳税少，不能给地方政府GDP带来太多的直观效益。
如果中央把就业率作为地方政府官员的第一考核标准，至少还有以下两点积极意义：
一是关系民生，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就业率提高了，更多的人有了吃饭的饭碗，实现民富效果。同时，人们的购买力得到提高，拉动内需，进一步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是政府税收总量上升。中小企业虽小，但基数大，发展潜力大，同样能集腋成裘，这是一笔可观的收益。而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中小企业里，可能就“潜伏”着下一个阿里巴巴、比亚迪。一旦中小企业成“大气候”，当地官员还愁财务报表不够漂亮吗？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就业率提高——民富，政府税收增加——经济繁荣”的良性循环。对于地方政府，不但GDP漂亮，还能得民心，社会才会更加和谐稳定，岂不是一举三得？地方政府也不必一门心思地去绑架房地产。脱离地方政府绑架的房地产，反而能中规中矩地按照市场规则运作，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房价的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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