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正气很难树立”？ 医生的社会责任？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48期 文章“人文不是可有可无的”
“现在治病越来越像修机器，甚至”个别医生做完介入手术后都不知道患者多大年龄、什么性别，这些都反映出医学与人文越来越遥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11月21日下午1:30。北京。
“医学人文的理念与实践”分论坛上蒸腾着一股热气。
50多个席位不仅满员，且有十数人站立听讲。门不断地被打开又被合上，夹杂传入一声抱怨：组织者真是失算，这里才是主战场，却安排了这么小的地方。
这是首届“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医学整合”开设的讨论会场之一。论坛的主办方——《医学与哲学》杂志，率先在中国开展生命伦理学等研究，被誉为中国医学人文的主阵地。
本刊记者在论坛前后穿插采访了《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杜治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卫生部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解放军总医院基础教研室、人文教研室主任赵美娟，请他们就过度医疗的有关问题予以解答。
“正气很难树立”
《瞭望》：诱导需求是任何市场都存在的问题，似乎大家对医疗领域的诱导需求更为关注？
杜治政：这是由医生的职业性质决定的，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患者缺少辨别能力，医生对患者具有绝对权威，二者地位不对等。比如，当一个病人坐在医生面前，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你就得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医生说，你有病，需要吃药，需要开刀，你就得吃药，接受手术；医生说，你得锯腿保住生命，你就得锯腿。从普通百姓到国家元首，都得像小羊羔一样，乖乖听候医生的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任何知识、权力都无济于事。
《瞭望》：医疗领域的诱导需求往往需要通过医生来实现，是不是中国的医生特别容易受到诱惑？
杜治政：美国医疗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严重，我们比美国还严重，由此造成医疗机构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病压着医生去关注诱惑；另外，医生心理混沌，对诱惑甚至习以为常。
我曾听说，北京大学某教授在医院演讲时说，给在座医生两个忠告——凡是可抢救可不抢救的一定不抢救，凡是可检查可不检查的一定要检查，在场医生热烈鼓掌，我对跟我讲这个事的人说，你怎么不提问质疑？他说，你不知道现场气氛多热烈，医生情绪多激动，我不敢站起来提问。
我是觉得，现在在医生队伍里，正气很难树立，如果一个医生拒绝行业内的潜规则，他可能被孤立。
《瞭望》：大型设备、高端技术，这一诊一治中发生了很多过度医疗的故事，你怎么看？
杜治政：我们现在对知识的理解往往是培根告诉我们的“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是古希腊时期出于享受知识的出发点。慢慢的，技术也变成了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讲，力量就是权力。换言之，谁掌握了知识、谁掌握了技术，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就提高了，于是很多人就积极追求知识、追求技术，把知识和技术当作一种竞争手段，一种控制他人、让他人接受自己的办法。有了知识和技术，名呀、利呀都来了，于是就有医生拼命抓技术。
我们不是不发展技术，而是要在医德的支撑下，合理使用技术。
可惜的是，目前舆论也不太重视医生是不是对患者尊重，有没有耍态度，反而也在关心他是否掌握着技术。特别现实的是，大型设备和高端技术还能给医院和医生带来利益。据说医生安一个进口的骨关节可以得2万块，这个利益太大了。
当然老百姓也不会总那么傻，你可以看到，人们常常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新的医学技术治好他的病，但同时又害怕这种治疗给身体带来新的疾病。
医生的社会责任
《瞭望》：你认为医生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胡大一：首先告诉患者真实的信息。
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曾告诉我，有人因胸痛前后看了3个专家，一个说你做介入吧，一个说你应该搭桥，第三个说你的情况很稳定，只要吃药就行，这个老校长说患者就糊涂了，为什么同一个级别的专家会有不同的标准？这就像“文革”时期打语录仗一样，不参加还好，一参加倒是糊涂了。医生不是推销商品，而是要把中远期的后果告诉患者。
其次是帮助大众改善生活方式，有效预防疾病，维护大众健康。
研究表明，从1984年到1999年，等患者有了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到医院治疗只减少了642人死亡，其中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下降的贡献是2%，然而同期新增1822人的死亡，且发病致残致死年轻化。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控制危险因素。你知道，这15年间，老百姓吃鸡蛋、吃肉多了，加上缺乏运动、生活不规律等原因，血胆固醇水平升高了，心肌梗死也增加了。这说明，仅仅做搭桥、做介入，而不去改善生活方式，不做预防和控制，你不可能打赢战争。
我现在的希望就是，我们大家通过10年的努力，10年不行就20年，让中国出现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的拐点。
《瞭望》：你在医生和公众当中做了很多类似的宣讲，你觉得医生们意识到预防控制疾病的重要性了吗？他们行动了吗？
胡大一：我现在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不仅仅是看病，而且是要维护公众的健康。我也看到，很多手术很精湛的外科大夫，比如
这个转型、转身，就是说医生不可以只是坐堂行医，坐等患者看病。你要知道，冠心病患者中有一半人，他们第一次有不舒服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和猝死，毫无先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心脏处于危险之中，比如侯耀文等人的悲剧。因此，我提倡医生应该走出医院，宣讲健康教育。
你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每年的介入手术做的跟美国一样多，甚至更多，那中国老百姓的心血管一定糟透了，我想老百姓不会满意、不能允许，政府同样不能允许。
我认为，医生和大众没有症状不看病的现象非常荒谬，防控疾病的重点恰恰应该是那些没有症状有风险的人群，如果我看到一个人35岁得了急性心肌梗塞，我会觉得这非常冷酷，因为这本来是可以预防住的，那么我就会想我要为此承担什么责任。如果这种“等症状”的问题不解决，我相信将会给国家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瞭望》：你觉得让一个惯于治疗的医生去讲疾控，容易吗？
胡大一：现在治病越来越像修机器，甚至个别医生做完介入手术后都不知道患者多大年龄、什么性别，这些都反映出医学与人文越来越遥远。
我想我们还是要讲医生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当一名医生，如果你还担任着科室主任等职务，我想你会发现各种利益都出来找你，什么利益都想通过你实现，甚至一个临床试验不同厂家能做出大相径庭的解释。只有时时考虑患者利益、一切为了公众健康，我想你才能交出合格的答卷。
我常常说，医生也要有体面的生活，医生的孩子也要上好学校，但一个医生应该没有公众健康和患者利益以外的利益。我希望大家每天睡觉前、一觉醒来后，一把尺子一杆秤，量量道德称称良心。
我觉得，让更多的老百姓不得高血压，不得糖尿病，不得冠心病，这是一个医生最大价值的体现。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往往越不容易做的事情越值得做。我想，大家把眼前利益看得淡一些，就会视野开阔、心胸开阔；把局部利益看得少一点，自然目光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