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大会第20届主席，德国哲学家兼语用学家阿贝尔（Günter Apel），在接受《世界哲学》杂志采访时曾说过：“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形势下，一个可以让德国哲学再创辉煌、德国哲学的主旋律（Grundtenor）再度高扬的时机。而我说的主旋律指的是贯穿德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方法。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温德国哲学史，如近代的莱布尼兹哲学、德国唯心主义、19和20世纪的德国哲学，看看它们是否适合与怎样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在狭隘和正统的意义上回归传统，回到逻辑理性论证、逻辑分析或者说科学实在论的老路，而是应该开放地、融合现代因素重塑传统。找出传统与当前问题的切合点。在我看来恢复德国哲学传统大有希望。”[1]

 

因此，德国哲学一方面始终坚守德国唯心主义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努力寻找融合现代因素、重塑传统理论的契机，在2008年德国哲学发展中，德国唯心主义的重要地位岿然不动。与唯心主义传统相应，德国哲学人类学研究也是源远流长，一直在德国哲学领域或隐或显地绵延发展着。近年来，哲学人类学自2007年逐渐升温之后，在2008年显示出新的研究热情和新的发展态势。因为面对当下时代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例如科技进步、生物工程、社会发展等所带来的新困惑，哲学人类学比唯心主义更有弹性，显示出强大的包容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哲学人类学发展颇有赶超唯心主义的迅猛态势。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两种传统的交叉地带，“个人认同”成为2008年德国哲学界很突出的一个主题。

 

此外，除了德国唯心主义与哲学人类学的传统，哲学巨擎海德格尔和维特格斯坦所分别开创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传统，成为当代哲学思考的重要思想路径和资源。2008年德语乃至英语学界，对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热情历久弥新。另外，当下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发展，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日益深入，曾经被现代主流思想的滚滚大潮淹没的布卢门贝格，如今却日益浮出水面，引人注目。而随着布卢门贝格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也可以获得对当下时代问题的更多启发。还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的历史渊源深厚，当代中国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始终如一。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代成员发展到今天，作为第三代表人物的霍耐特（Axel Honneth）越来越成为学术中坚，而据称作为第四代代表人物的福斯特（Rainer Forst）也日益崛起，让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发展。

 

下面，我们将具体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人类学、“个人认同”主题、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研究、布卢门贝格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几个方面重点介绍2008年德国哲学发展概况。

 

1

“德国唯心主义”一直是德国哲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传统，2007年以赫费（Otfried Höffe）和弗兰克（Manfred Frank）教授的康德研究为代表，向我们展示了康德遗产在当今时代的启发意义。承续2007年的康德研究之风，在全球化进程愈演愈烈的2008年，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召开了许多有关康德的重要会议。例如2008年1月22至25日，召开于意大利维罗纳市与意大利帕多瓦市的“康德与哲学传统：康德在当下，巴西—意大利—葡萄牙康德大会”（Kant and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 Kant Today. Brazilian-Italian-Portuguese Kant Conference）；2008年3月14日，召开于意大利米兰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学名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史源研究”（Quellengeschichte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的会议。还有，2008年6月20日至2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大会“关于幻相的运用：康德理论哲学中的规整性思想” （Über den Nutzen von Illusionen. Die regulativen Ideen in Kants theoretischer Philosophie），大会旨在厘清康德理论“规整原理”的概念，阐明其思想内涵和外延，并集中讨论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辩证法”，君特·克鲁克（Guether Kruck）、伯恩德·德弗林格尔（Bernd Doerflinger）、布尔哈特·图施林（Burkhard Tuschling）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此外，2008年10月25日“康德协会”在德国的美因茨集会，会议总结了2005年在巴西圣保罗市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康德大会内容，并展望了2010年将于意大利比萨市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康德会议，分析总结了康德在当下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对今后康德研究界有益的诸多建议。

 

从上述诸多会议中，我们看到，康德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而且康德研究越来越国际化，各国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彼此关注，加深对话交流，以更为开放的眼光，发掘当代思想语境下康德研究的新领域。

 

2

如果说康德研究是德国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那么肇端于康德的哲学人类学，一直在德国哲学领域或隐或显地绵延发展着，自创立至今，哲学人类学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其中有过中断、有过迷失、也有过沉寂。近年来，以1999年普莱斯纳协会成立为标志，哲学的这一分支引起了德国哲学界的关注，正在逐渐升温。

 

2007年德国哲学界对哲学人类学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德累斯顿工大召开“哲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后，研究者们的热情亦是有增无减。2008年，当代德国哲学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波茨坦大学的克吕格尔（Hans-Peter Krüger）教授，集近年来心血，出版力作《作为生活政治的哲学人类学：德国犹太思想家与实用主义的现代性批判》（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als Lebenspolitik：deutsch-jüdische und pragmatistische Moderne-Kritik）[2]。“生活政治”概念是在哈贝马斯与福柯关于现代性的哲学反思中被重新发现的。书中，克吕格尔教授在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中，基于“生活政治”范畴，首开先例，将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人类学与德国犹太思想家的哲学人类学相提并论。其中，实用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研究，尤其以杜威为代表，而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如汉娜•阿伦特、恩斯特•卡西尔、普莱斯纳与马克斯•舍勒等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克吕格尔教授对两种学术体系的哲学人类学进行系统研究，为我们勾勒出哲学人类学的新图景。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普莱斯纳协会的创立者之一，菲舍尔（Joachim Fischer）在自己十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新作《哲学人类学：一种20世纪的思维方式》[3]，适时整理了德国哲学人类学的丰富遗产，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米切利希（Olivia Mitscherlich）撰写书评《哲学人类学何为？》，指出此书的特色在于从学派史和思想方式两个层面对哲学人类学在20世纪的发展进行了重构工作[4]。我们看到，菲舍尔在书中第一部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梳理“哲学人类学”这一学派的发展史，重构哲学人类学的学科建制，并对学派的发展起落进行了细致的分期，还解决了学派的合法性问题。第二部分则将哲学人类学提高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高度，致力于追问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哲学人类学的认同核心（Identitätskern）。菲舍尔指出，自康德以来主导着思维方式的德国唯心主义因为人类学化和社会化而丧失了基础，哲学人类学作为一种代之而起的思维方式，可以接替德国唯心主义的地位。

 

实际上，在当代德国哲学发展的思想背景中，地位根深蒂固的德国唯心主义，通过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寻找新的理论点，似乎稳保着哲学界的重要一席。但是，哲学人类学的复兴却日益对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发出挑战，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迅猛的发展态势。因为面对当下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困惑、新问题，德国唯心主义似乎显得力不从心，而哲学人类学恰恰能够给予我们一种视角、一条路经，去解决人们当下所陷入的困境。我们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人类学成为“一种20世纪的思维方式”。

 

例如，基于当代科技对人类的改变，一些哲学家开始关注技术伦理等问题，这正是哲学人类学大显身手的领域。我们看到，2008年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人们不禁再次想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与技术》（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一书，以及杜威的书评《自我拯救，还是自我毁灭？》（Selbstretter oder Frankenstein?）。同时，哲学人类学者克吕格尔教授撰写了书评《无法理解他人的喜与忧？》（Trauer und Lust im Unverständnis des Anderen?），深化了德国哲学传统中对人与技术之关系的辩证思考。[5]

 

再有，自20世纪起，伴随着对人类肉体存在愈益浓厚的兴趣、对他人死亡的见证以及医疗技术——譬如：器官移植、科研尸检——的发展，与生命目的息息相关的伦理问题令尸体浮出形而上哲思的泥淖，被发掘为哲学的重要主题。哲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从哲学角度对尸体进行思考与研究，对于理解生命的哲学内涵具有重要作用。《德国哲学杂志》2008年第1期上刊载了一组探讨“人类尸体”的研究文章，如《人类尸体的地位》等[6]。这些文章可以看作是“哲学人类学视角”的新应用。它们与传统思辨哲学重视思想、看重人类的“高级”头脑不同，关注和尊重人类的“低级”躯体，从身心结合、经验思辨结合的层面探讨人类本性问题，其指归都在于厘清身心关系，以求在此基础之上对人的本质意义，人与其它生命有机体乃至生命无机体的关系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德语学界对于死亡和尸体的思考也在英语世界激起了波澜，英语学界中也浮现了相关讨论，如《哲学书评》杂志的《僵尸和意识》（Zombies and Consciousness）[7]一文便讨论了相近的问题。

 

Christoph Menke:Kraft. Ein Grundbegriff der ästhetischer Anthropologie，克里斯朵夫·门克：《力量——审美人类学的基本概念》自鲍姆加登提出审美范畴对一直被哲学视为低级认识的感性认识进行研究起，一种思考何为美、何为崇高、何为艺术的思想方式在哲学中留下了自己的轨迹，然而美学这一思想方式的诞生，意义远不仅如此。美学的诞生让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思考感性、能力和活动等传统哲学问题，美学也被理解为一种涉及人类精神总体的范畴。这种视角转换究竟应当如何完成的，却充满争议。鲍姆加登将审美活动理解为主体的思想与实践能力，而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则提出了将审美活动理解为“力量之思想”的美学模式。门克的新作《力量——审美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关注的便是美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力量”的论争，他将这一论争视为当下哲学的母体，并试图通过对此论争的重构阐明这一观点。

 

3

一定意义上，虽然德国唯心主义与哲学人类学，彼此路径迥异，相互构成挑战，然而它们都没有走出“人学”的框架，特别是在“个人认同”（Personale Identität）问题上，两者可以构成交叉。所以值得注意的是，“个人认同”是近年来德国哲学界很突出的一个主题。

 

我们知道，从康德到罗伊斯（Royce），个人认同问题一直是唯心主义的中心问题，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不断浮出水面，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层面，哲学人类学也试图对人类的自我理解做出解答。在近年来，德国哲学界出现了研究“个人认同”问题的新兴学者，其代表人物就是瑞士夫里堡大学哲学系的女哲学家 Martine Nida-Rümelin、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哲学与政治科学研究所 Logi Gunnarsson教授、科隆大学哲学研究所Michael Quante教授，以及波恩大学哲学系Dieter Sturma教授。自2006年底一直到2007年1月，在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召开了三次以“人格认同”为议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四篇重要论文刊载在2008年《德国哲学杂志》，以“个人认同”（Personale Identität）为题结集出版。分别是 Martine Nida-Rümelin教授 所写的《超越时空的认同与意识能力的本质》（Transtemporale Identität bewusstseinsfähiger Wesen）[8]； Logi Gunnarsson教授的《关于个人认同问题的确认理论》（Festlegungstheorie zur Frage personaler Identität）[9]；Michael Quante教授的《为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不存在个人认同？》（Warum（und in welchem Sinne) gibt es keine personale Identität?）[10]以及Dieter Sturma教授的《自我指涉，时间以及认同，个人认同自然理论的基本特点》（Selbstreferenz, Zeit und Identität. Grundzüge einer naturalistischen Theorie personaler Identität）[11]。这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当下哲学研究领域对个人认同问题的深入思考，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新近理论热点的发展动态。

 

实际上，这四篇文章也分别代表了当下“四种个人认同理论”。具体来看，Rümelin教授认为个人本身具有历时性认同能力，即通过第一人称视角（die Perspektive der Erstn Person），个人具有可以确认其自身本质的能力。这与其在2006年出版的《内在视角——论生物的超时空认同能力》（Der Blick von innen - Zur transtemporalen Identität bewusstseinsfähiger Lebewesen）[12]中所提出的观点一致。与此观点相对，Quante教授认为不能把个人认同问题这样简单化，并不真正存在一种抽象的“个人认同”，因此他所坚持的是一种生物学的观点，要在有机主义的生物学概念中寻找个人历时性的一致性条件，也就是说，个人认同必须通过肉体和精神结合的双重维度才能实现。另外两位Gunnarsson和Sturma教授的观点则不想那么绝对，他们希望从具体联系中来看待“个人认同”问题。对Gunnarsson教授而言，第一人称视角就像是一个演员的表演一样，其最低限度的责任便是要对自身的情感的关系负责。历时性的人格认同正是建立于这样一种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的互动关系之中。而对Sturma教授而言，“个人认同”的理解，必须要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定位，建立在主-客体位置关系之中。他指出，在时间和空间这纵横两轴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主体时空与客体时空互对应两轴的互动之中，才能开启关于“人格认同”的最终认识（bewusster Endlichkeit）。总之，“个人认同”，与科学技术与生物伦理的发展，乃至当下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个人认同”不可能呈现为一个简单自明的结论，而是一个不断转变视角、逐渐加深理解的认识过程。作为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个人认同”，不仅是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对于人们的生活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

 

4

接下来，在德国唯心主义与哲学人类学的传统之外，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还有一种哲学维度：语言哲学。对此，一定意义上，海德格尔和维特格斯坦都可以被看作是先驱。陈嘉映教授在《语言与哲学》一书中指出：在当代，西方哲学可以分为现象学解释学的大陆传统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英美传统，前者海德格尔为重要人物，后者维特根斯坦为重要人物，他们都共同关注“语言”。[13]对于这两位哲学巨擎，德语乃至英语学界始终都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著作汗牛充栋，克劳斯特曼（Klostermann）出版社预计出版《海德格尔全集》102卷，从1975年开始出版了24卷，此后不断有新的卷目相继问世。在2008年，我们有幸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全集》最新一卷的出版，即第88卷《研讨班文集：1、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立场；2，哲学思想训练》（Seminare:1. Die metaphysischen Grundstellungen des abendländischen Denkens；2. Einübung in das philosophische Denken）。[14]此卷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相信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学界的海德格尔研究。

不过，从2008年德语和英语学界对海德格尔的研究看来，学者们主要还是围绕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展开，这就是说它仍然被认为是海德格尔的第一大作，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此在”、“世界”和“时间”仍然是大家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例如：《现象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海德格尔此在分析中的涉及的“活生生的身体”问题》（Cristian Ciocan：The Question of the Living Body in Heidegger's Analytic of Dasein ），《自我作为出路：海德格尔，德里达和存在意义问题的亲密关系》（John Russon ：The  Self as Resolution: Heidegger, Derrida and the Intimacy of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ing）[15]。还有，德国期刊中的研究《存在，现象和生存：马丁•海德格尔、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和海因利希•巴特之本体论批判问题》（Christian Graf：Sein, Erscheinung und Existenz. Ontologiekritik als Problem bei Martin Heidegger, Emmanuel Levinas und Heinrich Barth）[16]，《晚期纳托普与海德格尔的时间和时间性》（Wilfried Grießer：Zeit und Zeitlichkeit beim späten Paul Natorp und bei Heidegger）[17]等。其实，国内学界对海德格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存在与时间》这本经典著作，我们看到，对于庞大的海德格尔著述来说，实际上，还有更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等待学者们去开拓。

 

如果说海德格尔从存在哲学的角度关注“语言”，那么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者之一, 维特根斯坦更为关注语言哲学，无论在其前期《逻辑哲学论》中提出“语言图像论”，还是后期《哲学研究》中提出“语言游戏”说，语言哲学的研究都占显著地位。2008年，哲学界对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突出的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研究的书评不断，学者们热衷于推介和启发人们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理解。例如《心智：心理学与哲学季评》的两篇学者书评，Marie McGinn对Denis McManus所写的《言语的魔力：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he Enchantment of Words: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一书的评论[18]，还有José L. Zalabardo 对Marie McGinn所写的《对<逻辑哲学论>的阐释：维特根斯坦早期关于逻辑与语言的哲学思想》（Elucidating the Tratatus: Wittgenstein's Early Philosophy of Logic and Language）一书的评论[19]。此外，关于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文章, 有Genia Schönbaumsfeld对Stephen Mulhall所写的《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语法、无意义的事物与想象》（Wittgenstein's Private Language： Grammar, Nonsense, and Imagination 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一书的评论[20]。特别是Cyrus Panjvani所写的书评：《维特根斯坦论语法的任意性》(Wittgenstein on the Arbitrariness of Grammar)[21]，以及文章：《遵守规则，解释-超越性，私人语言 》（Rule-Following, Explanation-Transcendence, and Private Language ）[22]。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主要有“语言游戏说”、“规则悖论”、“语法的任意性”、“私人语言论证”等。在Cyrus Panjvand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对规则的理解超不出对规则的解释说明的理解，而反对实在论者的观点，即对规则的理解可以超出对规则的解释说明，而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反对的。作者的观点与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也是一致的。

 

除了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在心灵哲学和文化哲学上的思想也成为受关注的内容。Edward Harcourt的《维特根斯坦与身体的自我知识》（Wittgenstein and Bodily Self-Knowledge）[23]是有关维特根斯坦及其对心身问题研究思想的探讨。而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思想阶段时就已有不少关于宗教思想的论述，到后期时在其《杂评》《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讲演和谈话》等著作中对宗教思想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宗教思想在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维特根斯坦的宗教思想在2008年也成为哲学界关注的部分。可见于Franz Domaschke的《维特根斯坦与宗教》（Wittgenstein und die Religion）[2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康德研究的国际化相映，2008年11月7日至11月8日“维特根斯坦国际大会”在中国国立台湾大学召开，与会代表除了中国学者外，大部分是来自希腊、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学者，显示出维特根斯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学界同仁对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关注和推动。

 

5

在2008年德国哲学发展过程中，人们除了继续关注如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经典思想家之外，一些曾经被我们忽视或者遗忘的思想家也日益浮出水面，最突出的就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汉斯•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布卢门贝格是“接受美学的前驱”，“现代性的独特阐释者”。他从反思现象学入手，展开对现代性的历史研究，而且采取的是一种哲学解释学的研究路子，被称为“人类此在关系的解释者”。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德国思想的重新引介和再度思考,布卢门贝格与著名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关于现代合法性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布卢门贝格的成名作《现代的正当性》一书现已成为西方现代性理论之经典。值得欣慰地是，国内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研究布卢门贝格的论文，显示出布卢门贝格的“新生”。

 

与国内的布卢门贝格研究逐渐升温相映，在2008年，布卢门贝格在德语学界也浮出水面，逐渐赢得学者们的关注，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还有书评。一方面布卢门贝格对现代性独树一帜的看法一直是研究重点，《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Rundschau），2008年第2期《作为保护与伪装的合理性——汉斯·布卢门贝尔格论理性的起源》（Rationalität als Prävention und Simulation：Hans Blumenberg über die Ursprünge der Vernunft）作者Felix Heidenreich.[25]文章在现代性哲学语境中，以布卢门贝格对“现代性”的理性与合理性批判为核心，集中阐述了布卢门贝格独特的现代性思想。

 

实际上，这篇文章的作者Felix Heidenreich对布卢门贝格的研究由来已久，他的这篇论文也延续自他的博士论文《汉斯•布卢门贝格论人类与现代》（Mensch und Moderne bei Hans Blumenberg），论文2005年在慕尼黑出版[26]，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书中他全面清理了布卢门贝格的遗产，认为布卢门贝格发展了以“隐喻”为核心的修辞理论和神话理论路径，试图在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关系中重新阐释所谓“现代”。区别于现代进步乌托邦或者文化悲观主义的观念，他把布卢门贝格的现代理论提升得很高，认为其具有原创的重要地位。而这部著作以布卢门贝格的“隐喻”理论为切入点，让我们借助布卢门贝格打通了人类学与现象学之间的界线，获得了新的研究视角。

 

2008年Felix Heidenreich的这部著作也被重新提起，《哲学汇编》（Allgemein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008年第1期专门刊载书评《Felix Heidenreich<汉斯•布卢门贝格论人类与现代>》（Andreas Luckner：Felix Heidenreich, Mensch und Moderne bei Hans Blumenberg）[27]。此外，沿着人类学现象学的路子，同样有文章明确提出要关注布卢门贝格的现象学人类学遗产，如《哲学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2008年第3期《人类是不可能的，布卢门贝格的现象学人类学遗产》（Franz Josef Wetz：Der Mensch ist das Unmogliche. Blumenbergs Phanomenologische Anthropologie im Nachlass）[28]。

 

另一方面，人们重新发现或者说第一次关注布卢门贝格的科技哲学和对技术化的阐述，例如《哲学年鉴》（Philosophisches Jahrbuch），2008年第1期《自然与科技是错误的对题。汉斯•布卢门贝格的科技哲学，及技术化的结构》（Oliver Müller: Natur und Technik als falsche Antithese. Die Technikphilosophie Hans Blumenbergs und die Struktur der Technisierung）[29]。这也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中，但从布卢门贝格理论中发掘出他的“科技化”新观点，是一个新的阐释角度。文章指出，人们一贯所认为的“自然与科技”矛盾在布卢门贝格那里则表现为“科技化”（Technisierung）概念。布卢门贝格不是单纯把科技理解为自然的对题，而是从现代精神的结构发展角度来看待“科技”。因此，布卢门贝格不仅描绘了产生发展科技的“可能性条件”，而且把机械化思想看作是中世纪与现代的哲学神学思想延伸出来的重要结果。

 

最后，在回顾2008年德国哲学概况时，我们不能不着重谈谈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近年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袖人物霍耐特（Axel Honneth）以及据说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的福斯特（Rainer Forst），不断写作论文，推出心血力作，不仅扩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影响，而且开拓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

 

霍耐特继2007年出版《理性的病理学：批判理论的历史和现状》[30]之后，在2008年出版《从个人到个人：论个人关系的道德性》[31]。著作指出，即使对于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也像对陌生人那样，有着道德期待。在爱情、友谊以及家庭关系中，道德准则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种与他人的关系。那么，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出于爱情或者出于义务的个人关系？霍耐特的这本著作从个人关系的内在视角来谈讨生活世界的道德难题，可谓在德语界首开先河，给我们以重要启发。与霍耐特一样，福斯特在2007年出版著作《论证的权力——构成主义正义论的要素》[32]后，在2008年写作了论文《宽容的矛盾心理：在异同之间走钢丝》[33]，发表于法兰克福大学的电子学术杂志《法兰克福研究》（Forschung Frankfurt）。文章基本延续其《论证的权力》一书的思想，从“宽容”概念角度探讨政治正义问题。作者认为，“宽容”不仅涉及宗教宽容思想，而且可以延伸到可能产生冲突的一切社会领域，例如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宽容等。那么，求同存异之“宽容”的界限何在？福斯特通过例举政治生活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冲突以及宽容问题后，让我们看到宽容的规范与标志所在，那就是“民主”与“正义”。

 

此外，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新一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不断致力于扩大国际影响，进一步加深与中国乃至国际各国的关系。2008年9月25日至9月28日，由法兰克福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汉学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中山大学共同举办“批判理论在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德国、中国、韩国、日本、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近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霍耐特主持了首场会议，法兰克福学派新秀代表以及各国著名学者都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通过会议交流，学者们回顾历史，展望了法兰克福学派未来发展的新图景。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研究资料也一直层出不穷，2008年苏卡普出版社出版了《阿多诺选集》中的第7、12卷，第7卷是通信集，题名为《阿多诺与克拉考尔通信集（1923-1966）》（Theodor W. Adorno/Siegfried Kracauer. Briefwechsel 1923-1966），书中主要收集了阿多诺与克拉考尔之间往来的海量信件——自青少年时期至克拉考尔1966年去世，全书按照两人的年龄分为了三个时期，通过每个时期两人在经历、信仰、思想上的交流展现出他们的相互影响，对研究阿多诺与克拉考尔的思想有着不可多得的借鉴作用。第12卷是讲座稿，题名为《社会理论的哲学要素（1964年）》（Philosophische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1964)），书中主要收集了阿多诺在美国流亡期间所做的社会学、哲学讲座，这些讲座回归哲学传统，主要围绕社会理论中的哲学要素进行讲授，而尽量少地讲授社会学中的社会作用。

 

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作《马克思在西方：联邦德国1965年后对马克思的新解读》[34]为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提供了详细的研究资料。作者英格·艾尔柏在书中指出，近几十年来西方产生了许多介绍东方政党的论文，接着产生了一些西方反共产主义的论文，无论是哪一类论文，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需求，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科学社会主义广义定义的期盼。因此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联邦德国就产生了一次新的阅读运动，旨在找出马克思思想新的科学内涵，清除过去一百年的误读废墟，以革新的方法重建一个批判的社会理论，并创建一个理解平台。英格·艾尔柏在书中回忆了这次新论争中的引文、历史与结果，也证伪了人们常常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领域得到的许多知识。

 

最后着重一提的是，2008年德国哲学界的一大盛事：“第21届德国哲学大会”。这一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是德国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盛事。2008年9月15日至19日在德国西部城市埃森召开的这次会议，以“生活世界与科学”为主题，立足于当下的热点问题，探求哲学与现实社会、现代科学的衔接点，旨在开放性地讨论哲学对社会的作用，哲学如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哲学思想与专业科学研究的沟通等问题，这次大会主要有三个中心议题：技术行为与自然、医学伦理学的交流问题；法哲学问题；音乐美学问题。并划分了25个小议题：美学、实用逻辑学与信息学、人类学、辩论与修辞学、认识论、实践理论、信息伦理、跨文化哲学、宗教哲学、生活艺术与态度、医学伦理、音乐美学、神经科学与脑研究、现象学、政治哲学、心理学与认知、法哲学、语言与交流、技术哲学、生态伦理、经济伦理、人文科学的学科理论、自然科学的学科理论、社会科学的学科理论、伦理学。本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由欧洲学会（Europäischen Akademie GmbH）会长卡尔·弗里德里希·盖特曼（Carl Friedrich Gethmann）担任，北威州创新部部长安德利亚斯·皮克瓦特（Andreas Pinkwart）教授致大会开幕词，汉堡大学哲学系教授比尔基特·瑞琪（Birgit Recki）首先发言，她在论文的开始指出了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下不容乐观的现状，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美学经验、美学感知的理解就不应仅停留在认知的态度上，而是应该用实践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价尤其是进行伦理学评价。接着，她着重谈了艺术的自律性问题，认为艺术的自律性是一个很值得保护和关注的领域，它反映出艺术的自由度，亦与现代人的自我意识相联系，因为艺术已日渐成为我们理解自我和加强自我的重要媒介。最后，她呼吁美学家们行动起来，共同反击对美学学科的不公正谴责，并宣称在这次会议后，这些谴责和怀疑将会不攻自破，在人类学议题下，科隆大学的迪埃特·罗玛（Dieter Lohmar）教授作了题为“论无言思考现象——灵长类动物如何进行思考”的报告，他首先阐明了交际体系的概念，指出人类的语言是一个回忆、认知、观点进行交际的体系，接着分析了灵长类动物无言交际体系的发展及其重要性，并列举出无言交际体系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意识中的现象学证据，最后总结出人类思维的语言边界，指出在人类思维中，语言并非唯一的和唯一起作用的交际体系，其他与会代表们也就当下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大会的最后，哈贝马斯作为特约嘉宾与会并致题为“从生活图景到生活世界”（von den Lebensbildern zur Lebenswelt）的闭幕词。除德国代表外，会议还特别邀请中、美、英等国学者与会。 德国哲学大会越来越成为国际的大会，让我们看到当代德国哲学发展日益国际化的重要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