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与人性
The Human Nature and Management
尹毅夫
管理与人性（management and human -nature ）是密不可分的，管理的范围无一不与人有关，由于人有喜、怒、好、恶的不同，观点、心态、感情、欲望各异，因而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管理形态，也唯有了解人性潜能（latent energy )，开发引导，方能发挥管理的效能。对于人性的定义，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有不同的看法，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强调诱导启发的管理，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强调学识、纪律及组织控制，孔子则兼而有之，一方面以启发教育为主，一方面以制度规范为辅，此外，他也强调克己复礼。
综合而言，儒家是以性善说为起点，继而以启蒙、礼乐来教化，然后再以法制来规范，相形之下，在法制上就不如法家那么严谨。
（一）、重视潜能探讨与开发
不论观点有何差异，但基本上中国管理哲学对于人性潜能的探讨与开发都十分重视，这也是中国管理最大的特色，关于这方面，从中国管理中所论的知人善任，人定胜天及知己求“正”，便可看出。所谓知人善任，即知己知彼，如此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充分发挥潜能，并减少摩擦，提振士气，形成具有亲和力的企业文化。所谓人定胜天，是指启发人的智慧与知性，善加运用，突破困难，解决问题。所谓知己求正，即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它是指了解自我在内，约制短处，发挥长处，因为人性是可以修养、塑造的，必先有自知之明，行得正，坐得正，才能被人尊重，此即正己正人。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知己力，知他力，知物力是中国管理中人性的三个重点。
孔孟儒家虽有性善、性恶论，但是对人性的诠释并不完整，根据笔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所得，认为透过人心自我的反省，人性至少包括下列潜能：
(1）、理性（reason ):自我反省，辨别是非能力。
(2）、感性（Sense ):对外界知识的感受能力，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一样需要发展，否则无法培养高度的敏感，了解外界及他人，作正确的判断，或适当包装自我。除此之外，外在环境也会影响感性，而产生内省作用。管理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感觉迟钝。
（3）、情性（natural instincts ):是指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和内在的种种感受，这也是价值观的起源。中国人特别强调情性，因此重人情，实际上在人际关系中，情性十分重要，如果不能透视人心，以我心来度他心，人与人就无法产生默契、共鸣与体谅，进而凝聚力量，化解冲突。诸多管理与人生问题，皆因“情”无法疏导沟通而起，因此可见情性的把握多么重要。
(4)、悟性（understanding ):超脱情、理、感，对整个世界及人生真理有所了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登泰山而小天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皆在强调人性是可以提升的，只要能跳出世俗眼光，便可以看得深而远。比方说，经济发展要突破现有困境，就必须先顿悟到不论社会、治安、经济等问题，皆来自文化及管理制度，若不能先改善这些问题，经济亦难突破。
（二）、四性应平衡发展
以上四性应平衡发展，相互补充调和，其中任何一性过度发展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流之偏差。身为管理人，不论对任何事件，皆从这四个角度来分析，釐清，再因时、因地、因事而制宜，或“单刀直入”，或“双管齐下”，或“三位一体”，或“四马齐驱”。根据人性四种潜能，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人内在的思想和心灵活动，这就是所说的“知、欲、意、志”
“知”介于理与悟之间，“欲”介于情与感之间，“志”介于悟与情之间，“意”（意识）介于理与感之间。所谓法，即‘理’的投射，在群体中基于理的考虑，将众人都认为合理，符合公众利益之事予以制度化，便是法。
从人性观点来看，考虑事情时应先顾及是否合法，但解决管理问题时应反向而行，先设法用情来解决，或寻求兼具情、理、法的方案。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把人性由个人生活投射，扩大到群体生活时，便产生八种不同的制度：教、法、权、技、财、慈、德、福。比如说：理性投射成法，情性扩大到群体则成慈（关爱）。知性的推广，有赖教化制度。感性强化后为技术，许多科技便因人对外界知识的高度敏感发展而来，而人对社会、企业目标的了悟，便是福社。权利的来源是自我的认定与意向，所以意的投射便是权。志的扩大即为德，因为人必自尊而后人重之。欲扩大至群体时，即求均富之欲，此为财。以上八项，是由人性扩大而来，因此也是人性必备的架构与制度，由于它是由人性扩展而来，因此也是切实可行的模式。
（三）、善恶定义不同于传统
在此人性论下，对善恶的定义不同于传统，比方说：利己不害人是小善，利己利人是中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大善。相对的，损人利己是大恶，损人损己是中恶，损己而利人是小恶。
由上分析看来，人性的善多于恶，人性管理目标就是在开发人性，去小恶而行大善。人性受文化、环境、个性影响。比方说：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重情性，日本人重感性，印度人重悟性，必须知己知彼，运用制度来补充，并适度权变，才能发挥人性管理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