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的地位和声望远非几个普通言官所能相比，他的攻劾所造成的影响力也就超乎寻常。在这样一股风潮中，杨嗣昌款虏误国几乎已成了舆论中的定评，他在精心筹划十面张网中取得的功绩也被轻松地放置在一旁，没有人愿意为他评功摆好。好在崇祯帝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并不糊涂。他出于天朝皇帝的傲慢和形势好转带来的盲目乐观，完全不愿考虑议款的建议，但对于杨嗣昌的信任和珍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也清楚，朝臣们攻击杨嗣昌带有浓厚的朋党意味，在款和问题上立论虽然同他一致，用心却全然不同。他还是一心一意地信用杨嗣昌，同时也禁止再议论对清方构和的问题。

　　杨嗣昌却不是温体仁那一类的佞臣，他还是要想方设法地劝说皇帝按照自己的战略方针行事。正值这年四五月间，钦天监的星相专家向朝廷汇报，火星运转失常，由尾宿逆行至心宿，而且一度被月亮掩盖。这其实是行星视运动的一种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本来没什么可奇怪，但明代的皇家天文学者一向抱残守缺，而且对古代的天文学遗产也不甚明了，才当成非正常的灾异报上。更加不懂得天文的皇帝和朝臣们于是有些惶惶然了。自西汉以来，星相学就成为正统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同天人感应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按照这一理论，冥冥中的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通过各式各样的符号系统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而在地上只有圣人才能领悟这些符号，并且按照天的意愿行动。这就是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而所谓圣人，也就是君临天下的专制皇帝们。对于皇帝来说，理解并且执行上天的意愿，就会得到天的宠眷，国运昌盛，反之就会祸坠于天，遭受劫难。

　　对于这一点，从小浸润于正统儒家说教之中的崇祯帝是深信不疑的。在他的性格中尽管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对于祖宗的家法、国家的制度，甚至通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不时地会小有突破，但对于那个至高无尚的天，他却总是怀着深深的敬畏，不敢稍有疏忽。按照古代圣贤们的理论，月食火星和荧惑（火星）反常逆行，表示上天对于刑罚失度的不满。而正是在刑罚失度这一点上，崇祯帝自己也会常常感到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为了响应上天的指示，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在国家监狱实行清狱，将死罪以下的罪犯全部具保释放；制定了一个每5年对犯罪宗室进行复审的条例；自己也再次素服减膳，以示修省。他还特别给总督东厂太监王之心发了一个秘密上谕：“今年火星逆度两次，为灾猛烈，深可惊悼。……近来人情奸险者固多，挟仇诬诈者亦复不少，今后凡有出首报案事件，旗番止许拘人，或者亲自审讯。要叮咛刑官严密核查，案情真实者据实参奏，诬陷者即时开释。并将首报之人，按律反坐以示惩戒。不许擅自抓人，私行拷打，……甚至张冠李戴，增少为多，或长期监禁暗用酷刑，或苦打成招，制造冤狱。种种可恶情状，令人一见辄怒。”看来他对厂卫的恶行并非全然不知道，但一定要到天灾示警的时候才会来出面限制一下。

　　杨嗣昌对于这次火星的“反常”运行，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为此专门上疏说：“臣闻月食五星，古来变异史不绝书，但是灾是祥，却要看当时的时势与君主的德行而定，并不一致。”而后引经据典，说明历代多次出现过同样的现象，却也多有平安无事的，甚至还会是吉祥的兆头。特别有趣的是，他在援引历史的时候分别举出了几个招抚夷狄或是叛臣的事例。东汉光武帝建武23年（公元47年），月食火星，明年匈奴呼韩大单于受款于五原；唐宪宗元和7年（公元812年）月掩荧惑，其年魏博节度使田兴归降；宋太宗太平兴国3年（公元978年）月掩荧惑，明年兴师灭北汉，随征契丹，连年兵败，后来听从宰相张齐贤的建议，改用安内养外的和平政策，国家才得安定。这就不但向皇帝阐述了“天变不足畏”的思想，而且利用这次变异再一次为自己的议和政策张目。

　　崇祯帝读了杨嗣昌的本章，多少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尽管他不敢完全相信杨嗣昌所说的，也不大相信火星的变异是标志着款和清方的征兆，但有了这样多的历史凭证，总是让他可以放一点心了。他还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去对付烦杂的朝政，特别是去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紧要问题。

　　这年六月，他又一次对内阁进行了大改组。他先是在此之前把首辅张志发和黄士俊、贺逢圣、孔贞运先后免除了阁职，这样内阁中已经没有一个同温体仁共过事的人了，而且人数骤减。为了充实内阁他又组织了一次对高级大臣的策试，亲自出题，摆出天灾频仍、流寇难平、边饷匮乏、吏治紊乱等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要大臣们出主意、想办法。臣僚们对皇帝的这一套作法早有些腻烦了，明知道皇帝又有了任用新人的打算，却要用这种虚假的考试来向群臣表示自己的公允。那次考试是在中极殿举行的，当时正下着大雨，又是在晚上，烛光昏暗，雨声嘈杂。大臣们无心答卷，多一半人没写几个字就交卷走了，有人干脆就交了白卷。崇祯帝对此却好像早有精神准备，也没有责备。

　　考试过后，他又让吏部等衙门走了一下会推的形式。这也是多年没有实行过的，这一次算是对朝臣的一种安慰。但会推选中的名单却基本上没有被采用，最后他还是按照自己事先想好的人选直接任命了5位内阁大学士：程国祥、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崇祯帝组织这一届内阁有他的特殊动机。由于长期以来，内阁成员多是词臣出身，虽然文学优长，对于国家各部门的实务却缺乏了解，很难真正起到顾问辅佐的作用，他想要把在中央各主要部门有实际工作经验又通达干练的大臣集中在内阁里，形成一个通晓六部公务，有实效的班子。经过这次改组之后，首辅刘宇亮原任吏部右侍郎，有吏部工作经验；程国祥原任户部尚书，有户部工作经验；杨嗣昌原任兵部尚书，有兵部工作经验；方逢年原任礼部右侍郎，有礼部工作经验；蔡国用原任工部右侍郎，有工部工作经验；范复粹原任大理寺少卿，有司法方面的工作经验；薛国观原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有监察方面的工作经验。其中除刘宇亮和方逢年作过翰林，是词臣出身，其余都是出自外僚。朝臣们，特别是翰林出身的朝臣们，对于任用大批外僚进入内阁当然非常不满。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崇祯帝独断独行，只能在下面发发唠骚而已。真正让他们忍无可忍的，还是那个事关天理人伦大道的“夺情”问题。

　　这次简选阁臣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当然还是杨嗣昌。因为他仍然在服丧期里，以不祥之身主持兵部已经大乖于体制了，如今又入值内阁，很有些骇人听闻。崇祯帝的打算却是准备有朝一日让杨嗣昌充任首辅之职，因为内阁位次一向是按入值的资格而定，只能及早先让杨嗣昌进来。至于舆论会有什么反映，他不准备理会。

　　杨嗣昌入阁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兵部尚书这个位子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替，崇祯帝早就看准的是年轻有为的卢象升。但卢象升刚好在不久前也死了父亲，接连上5疏请求回乡奔丧守制。崇祯帝反正已经夺情任用了一个杨嗣昌，不妨再开一例，就不但不许他回乡，反而打算命他在热孝中接任兵部尚书。因为宣大总督主管着京门要塞，不能一日无人，他又任命同样在服丧期，正在四川老家守制的原任宣府巡抚陈新甲夺情出任宣大总督。在陈新甲未到任前，卢象升仍留守宣大总督之职；卢象升未赴尚书任前，杨嗣昌仍署理兵部印信。这样一来，主持军机大事的三位高级官员同在服丧期，都是以不祥之身夺情任事，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简直有点不把人伦大道放在眼里了。因为舆论方面的反对意见太多，而且卢象升本人是新近丧父，要求奔丧很坚决，崇祯帝最后只好把原来的安排改变一下，杨嗣昌以辅臣兼任兵部尚书（这又是没有过先例的），仍任陈新甲为宣大总督，加卢象升兵部尚书衔，同意他在陈新甲到任后回籍。

　　但就是这样的安排也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以坚持和捍卫纯洁的理学意识形态为己任的大宗师黄道周，再一次对杨嗣昌的入阁和陈新甲的任职进行了道德批驳，顺便地又抨击了款清的政策。他先后写了三份劾疏，一是攻击陈新甲不应为了贪图权势而不完成服丧之期，“守制不终，走邪径，托捷足”；二是攻击辽东巡抚方一藻阴谋主持对清和议，丧权辱国；三是攻击杨嗣昌自己不能持内外两服，又荐引服期的陈新甲，阻挠丧父的卢象升奔丧，真是猪狗不如，“即使人才极缺，又怎能让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勾枝结蔓，让他们的不祥之气秽及天下呢？”

　　这3份劾疏是六月末同时送入宫里的，崇祯帝读过以后感到很气愤。黄道周在世上的名声他是很清楚的，但对于这样的理学大师，他有着一种微妙复杂的心理。他对于黄道周以及另一位理学大师刘宗周等人的学问人品确实有几分敬重，这同他自幼接受的正统教育是一致的；但同时在心底里他又深深怀疑这些人的学识对于经邦治国到底有什么实际价值，甚至怀疑他们的人品是否真如自我标榜的那样高尚。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天下的盛名又使他颇存忌惮，即使以皇帝的九五之尊也不能不考虑舆论方面的影响；而这又使他在心中潜藏着某种不平，常常能为借故揭露他们、打击他们而产生一种恶毒的快感。正是因为皇帝有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刘宗周、黄道周们在崇祯时期的宦途才总是大起大落，擢黜不定。

　　这一次，崇祯帝以为又抓到了黄道周的把柄。在当初九卿会推阁臣的时候，黄道周以少詹事的身分也被选入推选名单里，而且入阁的呼声相当高。他偏偏在没有被任用为阁臣的时候连上3疏，难道不是心存怨气，借机发泄吗？何况他在攻劾杨嗣昌的奏章中还提到：“陛下以孝治天下，为了缙绅家庭中口角小事，都要治之于法。”这明明是借题讥讽郑鄤一案。而黄道周是郑鄤的好朋友，这分明是恂私情而蔑名教，诽谤朝廷。七月初五日正午时分，崇祯帝在中左门平台召见了内阁和五府、六部大臣，并指名要黄道周入见，要当面揭露一下这个德高望重的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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