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劾方一藻和陈新甲的两疏其实是在五月份就誊好进呈了，但家仆因为听说老爷有可能入阁为相，生怕这次上疏得罪了皇帝，失去机会，就借口说会极门的守门太监一定要索取八两银子才肯接受奏本，拖着没有送进宫里，直到大局已定，才把两份本章连同新写的劾杨嗣昌疏一起送入。黄道周虽然有些委屈，却无法在皇帝面前陈奏这些说不清的琐屑情由，只得硬着头皮说：“为利者，专事功名爵禄，事事为一己之私，这就是人欲；为义者，以天下国家为心，事事为天下国家，就是天理。臣三疏皆为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不曾为一己之功名爵禄，所以臣自信本心是无所为而为。”

　　崇祯帝仍然不停地追究为什么陈新甲五月授职，劾疏直到简用阁臣以后才上。

　　黄道周毫不示弱地说：“先时因有涉嫌疑而不可言，至简用之后则不得不言。今日不言，无再言之日。况且高官厚爵，谁不乐得之，臣缄默数时，也可叨光冒得些许，臣何苦用自己之功名去作他人的话柄呢？所惜者，千古之纲常名教。臣哪里有为一己私利之嫌？”转而又说：“纲常名教，礼义廉耻，皆是根本上事。若无此根本，岂能做得事业？”

　　杨嗣昌忍不住出班争辩：“纲常二字，不可不剖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列在父子之首。臣入京，闻黄道周品行学术为人所宗，以为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回乡完成守制之期。不料其疏中自称不如郑鄤，臣才为之叹息绝望。人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郑鄤杖母，禽兽不如。道周又不如郑鄤，还讲什么纲常？”

　　黄道周说不如郑鄤云云，是去年秋天在一份辞谢升任右谕德的奏疏中提到的，他自称有“三罪、四耻、七不如”，其中的一不如就是“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句话正是让崇祯帝感到深受刺激的，杨嗣昌才特意点出来同黄道周为难。

　　黄道周辩解说：“匡章弃于通国，孟子对其不失礼貌。孔子自云：‘辞命，吾不如宰予。’臣是说文章不如郑鄤。”

　　崇祯帝说：“匡章是不受父亲的喜爱，岂能同郑鄤杖母相提并论？你说不如郑鄤，就是朋比！”又问：“陈新甲谙练军情，今日内外交讧，不得不用他。你说是走邪径，难道杨嗣昌一荐他就是邪径？”

　　黄道周说：“臣并不认识陈新甲，但人正则行皆正，心邪则径皆邪。且夺情一事，嗣昌在边疆则可，在中枢（兵部）则不可；在中枢犹可，在内阁则不可；使嗣昌一人为之犹可，又呼朋引类使成一个夺情世界则更不可。臣不得不言。”

　　崇祯帝愤愤地说：“如今的人为达私欲，就在纲常名教上做文章。本来念你尚有操守，还要用你，谁知这样偏矫恣肆。本当拿问，念你是讲官，先起去候旨吧。”

　　黄道周依然执扭地说：“今日臣不尽言，是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是陛下负臣。”

　　崇祯帝说：“你这都是虚话，一生的学问，只学得了这佞口。”

　　黄道周却还是言犹未尽：“臣还要将忠佞二字奏明。人臣在君父面前，如果独立敢言的是佞，难道谗谄面谀的是忠吗？敢争是非、敢辨邪正的是佞，难道不敢争是非、辨邪正，只是一味附合取悦者是忠吗？忠佞不分，则邪正也不明。这是自古为政之大戒，望皇上体察。”这才一身正气地退下。

　　这君臣之间的一场辩论中，黄道周一直以正统理学卫道士自居，正气凛然，毫无畏惧。而崇祯帝却好像站在了纲常名教的对立面，成了接受批判的角色。他本来想让理学名家当众出丑，结果却是自己被大大抢白了一番，相当恼火。而朝臣中的大多数人却为黄道周犯颜直谏，让皇帝理屈词穷而大为欢欣鼓舞。这次召对之后，朝士们奔走相告，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崇祯帝明知这些情况，却无法追究，只把黄道周降六级调外用，让他到江西按察司作一个小小的九品照磨，而且把这笔仇恨暗暗记在了心里。

　　关于是否款和清方这一无根的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帝国的安然盛世也还没有真正安然过几日，不提防渔洋鼙鼓又动地而起，清军再次入塞了。

　　自从崇祯2年（1629）第一次突袭北京以来，清王朝在皇太极的统治下，实力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皇太极姓爱新觉罗氏，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生于万历20年（1592）。清代史书说他3岁时就聪颖异常，“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显然是夸大之词。但他确实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和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从十几岁上开始军旅生涯，20出头就成为独挡一面的一军统帅，后来成为权势巨大的后金四大贝勒之一。天启6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经过一场兄弟间的激烈角逐继承了父亲的统治，成为后金第二位大汗，自称“淑勒汗”（意为聪明汗）。为了最终入主中原，取明而代之，他在自己的统治时期十分著重政治和军事建设，巩固后方，增强国力，扫清周边地区，逐渐养成了不可战胜之势。崇祯7年（1634），皇太极亲率大军第三次征伐内蒙古察哈尔部，大获全胜，接着颁布“钦定法令”，实现了对整个漠南蒙古的统治。同年，遣兵征黑龙江呼尔哈部，把黑龙江流域迤南的广阔地区扩进了自己的版图。崇祯9年（1636），他率军第二次入侵朝鲜，逼迫李朝国王定立城下之盟，从此这个世代忠于明王朝的藩属成为清朝的属国。在军事上，八旗劲旅不断扩充，而且利用大批投诚的明军和蒙古部民建立了汉军旗和蒙古旗，在军备上则使用了很有威力的“红衣大炮”。在政治上他渐次削弱了几大贝勒分庭抗礼的权势，实现了南面独尊的独裁统治。

　　崇祯9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朝臣们的拥戴下，放弃传统的大汗称号，正式即皇帝位，成为清朝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就是清太宗。即位后，宣布改元为崇德元年，改国号为大清，设六部、都察院等各衙门略如明制。到这个时候，山海关外的清王朝人口虽然不能同明朝相比，但领土的广阔已经与明朝不相上下，部队的战斗力则远远超过了明朝一方，而且体制初具，国势强盛，完全是一个可以与明朝相匹敌的大国。而明朝君臣却还在为与其接触谈判有失国体国威而夸夸其谈，真是如在梦中。

　　崇祯11年（1638）九月下旬，清朝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左翼，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率右翼，分别由墙子岭（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境）和青山口（在今河北抚宁县北境）拆毁长城，第四次大举进入内地。岳托的右翼清军入墙子岭后直逼密云，明蓟辽总督吴阿衡这天正带着下属为监视太监邓希诏祝寿，大家喝的烂醉，听到警报后才仓促应战，大败，吴阿衡和总兵吴国俊都醉醺醺地死于战斗中。清右翼军在京东一带等候左翼从迁安方向来汇合，明廷这时听到报警，京师再度进入戒严状态。

　　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近年来经历过好几次清军兵临城下的惊险，总算有了一点经验，不似最初那样张惶失措。杨嗣昌虽然暗中抱怨朝廷不能早早采纳自己议和的建议，以至于又一次遭到这样的攻击，但作为本兵，却不能不赶忙调兵遣将，竭力支应。崇祯帝寄希望于这位干练的兵部尚书，梦想着能取得比前几次好得多的战果，甚至是聚歼入犯之敌，因而对杨嗣昌的布置全部照章批准。于是速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率部入卫，以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带关、宁兵一部为应援；命宣大总督卢象升为督师，统管各路兵马，并率宣府、大同、山西各军为左路，天津、青州、登州、莱州各军为右路，夹击清军；以山东总兵刘泽清部由正面遏止清军；京营各军则加强京师的守城。

　　这样的战防安排大体上还算有章法，却没有考虑到清军铁骑剽悍的战斗力根本就不是腐败的明军所能抵挡的。况且清军极其骄横，进入平原地区后常常是分成数股疾驰电掣，到处攻城略地，大肆掳掠，明军以稳健迟缓的防御为主的战略对应，其实是防不胜防。清军果然在京东地区集结后就分成8路，在西起太行山麓，东至大运河畔的一个宽大的正面上齐头并进，向南攻掠过去。他们这次入塞，并没有把威胁北京当作战略要点，而是把目标放在了太行和运河之间的广大平原地区。

　　卢象升在接到军令后立即星夜赶来京师，屯兵于昌平，然后进京陛见皇帝。崇祯帝一向对卢象升印象极佳，此时正堪大用，十月初四日召对大臣的时候特别召见了他。崇祯帝问他对清作战有什么方略，他回答说：“陛下命臣为督师，臣只知有战而已。”言外之意是反对同清军和谈。崇祯帝对此言却感到莫名其妙。清兵再次来犯，他确实有些懊悔当初没有听从杨嗣昌的建议，但清朝大军入塞之后，丝毫也没有表现出想要以武力威胁进行谈判的意思，此时即使想同清军接触也找不到门路，哪里谈得上和谈讲款呢？崇祯帝沉吟了一下才很不高兴地对卢象升说：“朝廷本来没有说要款和，那只不过是外朝在无端议论罢了。”

　　卢象升似乎不信，但也不便同皇帝深论此事，接着说：“敌人所重的，事事宜防。逼迫陵寝以震动人心，可虑也。趋近神京以撼动根本，可虑也。分兵出京畿之南，剽掠周围州县，断我粮道，可虑也。集中兵力以设防，则失城陷地必多；分兵四处对应，又力量单薄难以取胜。兵少则防守不严，军粮不足则会生乱。这都是御敌的困难。”卢象升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将领，所说的分合两难问题，确是当时对清军作战的要害。崇祯帝也觉得有理，就命他与杨嗣昌共同讨论，制定出可行的作战方案。

　　杨嗣昌和卢象升可以算是当时明廷中两个最杰出的军事人才，一个长于战略运筹，一个长于战役指挥，如果两个人能够精诚合作，悉心安排，尽管困难重重，还是有可能在这次对清作战中取得比前几次好一点的结果。可惜两个人都囿于朋党之见，从一开始就相互猜忌甚深，只是互相拆台，根本无合作可言。

　　卢象升一见到杨嗣昌就说：“公等坚意抚款，难道没有听说过，城下之盟，孔子在《春秋》里也认为是可耻的吗？象升受命督师，如果唯唯从命，袁崇焕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阁下不想一想，孝服在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两失，怎么能还有面目活在人世呢？”

　　面对这样激烈的言词，杨嗣昌还是比较冷静的，耐心地向卢象升解释：“嗣昌并未言抚。”卢象升却不信，质问道：“周元忠到彼处讲款，数次来往，其事先由蓟辽总督等人发起，最后受命于阁下，天下皆闻，谁可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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