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中，大片里，常听到警察对嫌犯说：“你有权表示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聘请律师在场……”这样的宣告，又被称为“米兰达宣告”。被告人的这项权利，也被称为“米兰达权利”，它来自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就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v.Arizona）一案作出的判决。

　　

　　米兰达案判决中，大法官们要求，警察在讯问嫌犯过程中，嫌犯只要表示不愿接受讯问，或有意与律师谈话，讯问必须立即停止。不过，此案之后，个别警察仍不自觉，经常在嫌犯表示要见律师后，游说后者放弃“米兰达权利”，或者隔上三五个小时，继续讯问嫌犯。

　　

　　1981年，最高法院又在爱德华兹诉亚利桑那州案（Edwardsv.Arizona）的判决中提出，嫌犯若已表示要见律师，在未与律师见面之前，警察不得再行讯问，哪怕嫌犯主动放弃“米兰达权利”也不行。问题是，一旦嫌犯声明要见律师，警察还能不能进行第二次讯问呢？还是根本就“永久（eternal）”丧失了二次讯问的机会？距离爱德华兹案二十几年之后，2010年2月24日，大法官们终于在马里兰州诉沙特泽案（Marylandv.Shatzer）的判决中给出了答案。

　　

　　2003年8月，一名社工向马里兰州警方检举称，当地居民迈克尔·沙特泽很可能猥亵过自己三岁的儿子。在此之前，沙特泽已因另一起儿童猥亵案被投入惩教署关押。为查清真相，警探谢恩·布兰肯西普（ShaneBlankenship）赴关押地提审了沙特泽。但是，在被告知“米兰达权利”后，沙特泽拒绝在律师不在场情况下回答任何提问。布兰肯西普只好暂时停止调查，将沙特泽送回牢房。

　　

　　到2006年，沙特泽的小孩已经长大，具备了清晰的表达能力，并为警方提供了更多细节。于是，警探保罗·胡佛（PaulHoover）又赶到惩教署讯问了沙特泽。沙特泽这次主动放弃了米兰达权利，对猥亵事实供认不讳。

　　

　　但是，当检察官据此起诉沙特泽时，后者却辩称，胡佛2006年的那次讯问，违反了最高法院在爱德华兹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禁止“二次讯问”的要求，因为在第一次讯问中，自己已拒绝供述，所以，之后的有罪供述根本无效。一审法院法官认为，第一次讯问结束后，警察已将沙特泽送回牢房，与第二次讯问存在“间隔（break）”，因此驳回了沙特泽的说法，判决猥亵罪名成立。沙特泽上诉后，马州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理由是：沙特泽一直处于被关押状态，所以两次讯问间不存在间隔，所以，沙特泽2003年提出的“米兰达权利”，在2006年依旧有效。

　　

　　2008年，案子终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推翻了马州上诉法院的判决。代表法院撰写判决意见的，是向来看不惯米兰达案的斯卡利亚大法官。他认为，最高法院在爱德华兹案中的判决，只是为了防止警察利用嫌犯的恐惧心理，胁迫、利诱他们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不是说嫌犯主张一次米兰达权利后，警察就终其一生，不能就本案再向他们提问了。

　　

　　斯卡利亚进一步提出，嫌犯一旦提出“米兰达权利”，警察当然不能继续讯问，但是，这一限制只适用于嫌犯被羁押期间，待他被释放（release）一段时间后，警察可以再次传讯他。不过，界定“一段时间”的长短很重要，若无此规定，警察肯定有机可趁。比如说，嫌犯一旦主张“米兰达权利”，警察可以先“释放”他30秒，等他走出警局大门，就抓回来再问，如此反复，问到招供为止。

　　

　　斯卡利亚大法官的特点是胆子大，敢创新。他给出的答案是：14天！他解释道，嫌犯被释放14天后，足以适应“正常生活”，并听取家人、朋友或律师的建议，从之前恐慌、害怕、不安的情绪中走出，所以，警察这时可以进行二次讯问，直到嫌犯再次主张米兰达权利。

　　

　　至于一直在押的沙特泽，也没什么特权好讲。警察第一次讯问他时，他正因另一起案件被关押。所以，警察结束讯问，将他送回牢房，就相当于第二起案件中的“释放”。事隔两年半后，对他再次讯问，当然存在“间隔”，不算侵犯他的“米兰达权利”。也许有人要问，“牢房”里没有律师、亲人啊？怎么能算“释放”？向来逻辑严密的斯卡利亚当然不会漏过这一疑问。他论证道，沙特泽一直被关押，在被警探布兰肯西普讯问前，他已习惯了在惩教署内的生活。而且，惩教署提供图书馆、各种娱乐设施、就业培训，在押犯一周可接受两次探访，并非暗无天日。所以，从2003年到2006年，沙特泽也算回归了他作为囚犯的“正常生活”。

　　

　　斯蒂文斯、托马斯二位大法官倒是赞同推翻上诉法院判决，但对斯卡利亚关于“14天”的说法，却持保留态度。两人分别发表了协同意见。斯蒂文斯大法官认为，14天的时间也太短了，不足以保护嫌犯人权利，应该规定得一些更长才对，免得警察在短时间内反复上门骚扰。托马斯大法官的意见则正好相反，他首先追问道，凭什么规定要间隔14天呢，为什么不能是10天或100天？这也太随意了。最适当的方式，是一旦存在“间隔”，就允许警察再次讯问。

　　

　　判决宣布后，很快有宪法学者指责说，宪法里根本没有什么“十四天条款（14-DayClause）”，大法官们又在搞“法官造法”了。但是，绝大多数刑法学者却支持最高法院的判决，因为爱德华兹案之后，到底能不能讯问被释放的嫌犯，中间应当间隔多长时间，一直缺乏明确规范，大法官们创造一个新规则，起码能很好地约束警方，避免他们滥权。

　　

　　的确，与“无法可依”相比，程序上的明确界定，确实更有利于维护公民权益。这一点对我国亦有借鉴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为防止个别人钻法律漏洞，后面一个条文紧接着规定：“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然而，立法者显然低估了个别侦查机关钻空子的能力。到底中间间隔多久才不算“连续拘传”？法律还是没有说清楚，以至于“前脚放人，后脚抓人”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仍屡见不鲜。面对这类程序瑕疵，中国法官当然无权“造法”修正，但未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立法者们确实有必要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