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只在神话场景中烁烁发光的玻璃瓶。热血歌手拎著它上台，慷慨陈词，然后愤然掷之于地，霹雳一响，流光四溅，全新的历史篇章于焉开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有一场民谣演唱会。据说，那个不修边幅的胖子，扛著吉他，拎著可乐瓶，上了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道：「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那同学愠然回道：只要旋律好，外国歌中国歌都唱。胖子显然对这答案不满意：「我们请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这个问题，她主持节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覆。」

广播人陶晓清那天应同学邀约来主持节目，演出人并不是她找的。面对突然的尴尬场面，她试著打圆场，据说她是这么回的：「并不是我们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请问中国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

胖子有备而来：「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来为止。」──这是小说家黄春明在《乡土组曲》一书的名言。

然后据说，胖子奋力把可乐瓶掷碎，吓坏了不少同学，接著弹起吉他，唱起1948年李临秋作词的歌谣「补破网」：

见著网，目眶红，破到这大孔，

想欲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

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免希望，

为著前途针活缝，找家俬补破网......

这首歌曾和许多闽南语歌谣一齐被国民党禁唱，理由不外「传播灰色消极思想」。然而，它仍在民间传唱不辍，并在后来的政治抗争运动中，披挂上更激切的象征意义。对听惯了The Carpenters和John Denver的同学来说，这首歌未免太不合时宜，况且胖子的歌喉实在不怎么样。底下嘘声四起，胖子充耳不闻，又唱了1933年周添旺作词的「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倘看顾？ 

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若落欲如何？......

他甚至还唱了1925年黎锦晖写的「国父纪念歌」（原本叫『总理纪念歌』）：

我们国父，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

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

是有那么几个人鼓掌，但嘘声更多更响。胖子生气了，他涨红脸说：「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于是他唱起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一首曾在十三年前敲醒万千西方青年的歌：

一个人要仰头几次，纔能看见蓝天？

一个人得长几只耳朵，纔能听见人民的哭喊？

得夺去几条性命，纔能让他明白，已经有太多人死去？

答案哪，朋友，在风里飘荡，

答案在风里飘荡......

唱罢，据说，胖子激愤呼吼：「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然后丢下满场错愕，下台离去。

这胖子名叫李双泽，时年二十七岁。九个月零七天之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他在淡水为救人被大浪捲走，得年二十八岁。从「淡江事件」到溺海身亡，短短两百多天，他身体力行，写下九首新作，包括后来传唱极广的「少年中国」和「美丽岛」。他始终念兹在兹的「唱自己的歌」，后来亦变成一代人朗朗上口的启蒙名句。

一九七六年冬夜那场突发事件，既无录音，更无照片，只有在场者的事后忆述，不免染上重重神话色彩。那只被砸碎的可乐瓶，在这段史称「淡江事件」或干脆叫「可乐事件」的传奇之中，始终是画龙点睛的关键道具。那瓶可乐，究竟背负了多少沉重纠结的历史情绪？

据查，可口可乐进入华人世界，始自一九二○年代，但流传始终不广。大陆易帜，国府撤台之后，两岸更无引进。直到一九六八年，可口可乐方纔正式设厂台湾，距「美军顾问团」在一九五一朝鲜战争后大举驻台，倏忽已十七年。美国流行文化亦随美军驻台而渐渐取代早年的东洋文化，成为台湾青年时尚主流。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好莱坞电影、还有美军电台播放的「热门音乐」一起，成了「西风压倒东风」的象征。

一九七一年，台湾当局被迫退出联合国，次年尼克松访问北京，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不到三年，全球近三十国陆续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愈形孤立的国民党政权以「国际姑息逆流」称之。那段时间成长的台湾青年，面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世界纷纷乱乱，整片岛屿被抛向未知，大人眼中满载著惶惑，青年的身躯则翻腾著澎湃的民族热血。「保钓」运动初兴，成为集体情绪宣洩的出口。一度在六○年代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风潮，那股苍白、虚无之气，到七○年代渐渐化开，让位给乡土与现实主义的艺文路线。

七○年代初，还在淡江念书的李双泽，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屋结识一群年轻歌手：胡德夫、杨弦、吴楚楚、杨祖珺......。起初大家都唱英文歌，崇拜Bob Dylan、Joan Baez、Donovan和Paul Simon，却渐渐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下，感到「唱洋歌」之底气不足──你我唱得再像，毕竟生来不是白肤碧眼。那歌写得再好，毕竟并非我乡我土所出。这股心虚一旦勾起，便难再扑灭，唯一出路，便是自创新曲，在「洋歌」与市面上被诋为「靡靡之音」的本地流行歌曲之外，另辟道路。李双泽居中鼓吹，尤其热切，各人摸索试验，总算有了几首成果。

一九七五年，杨弦终于「正式打响革命第一枪」，在当年最体面的演出场地「中山堂」举办创作歌谣发表会，演唱余光中诗作谱曲的新歌，之后发行唱片《中国现代民歌集》，回响远超预期。广播人陶晓清在「中广」节目邀访歌者，播放新曲，筹办演唱会，在原以西洋「热门音乐」为主的节目中专辟时段，介绍青年新创曲，成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那可以是一场「运动」，更不敢奢想自己的歌真能动摇整个时代──那几个青年人，脑中大约是从未浮现「流行」二字，而更像同人团体的「艺文实验」吧。

李双泽，或许是极少数的例外。他始终抱著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并且深深相信歌曲作为革命武器的潜在力量。

「可乐事件」那一夜，李双泽刚刚浪游世界归来。他从淡江辍学，花两年遍历欧美各国与父亲的侨居地菲律宾，大开眼界之余，也体验了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见识了帝国主义残留的殖民阴影。从西班牙的农村，菲律宾的鱼市到纽约的街头，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英文歌──他曾在菲律宾拍下一帧照片：背景是球场的草坪，铁网围篱高悬著鲜红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一位穿牛仔裤的青年闲坐其下，茫然远眺。微言大义，点滴在心──这帧照片在他死后被好友梁景峰选为遗作文集《再见‧上国》封面。

那晚的主持人陶晓清，正巧是我母亲。据她回忆，那天原本办的便是西洋歌曲演唱会，类似活动，各地校园几乎每星期都有，并不稀罕。登台的不只淡江同学，还有在著名的「艾迪亚」西餐厅驻唱的赖声川、胡因子（便是后来的巨星胡茵梦），李双泽也有交情的。那天现场的学生并不多，相较于杨弦前一年在首善之都心脏地带办的那场演唱会，台下冠盖云集，艺文媒体密切注意，相形之下，淡江这场活动实在是简陋而随兴的。若非这「擦枪走火」的风波，事后校园刊物追叙、论战，把它变成了传奇神话，这场演唱会，大抵就和当年千百场校园演唱一样，很快就会被遗忘了。

三十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乐事件」那天，李双泽并非受邀演出的嘉宾，而是去替胡德夫「代班」──演出前夜，胡德夫在驻唱的餐厅和人打架，据说打赢了，但还是挂了彩，于是自己去医院包扎，懒得留院休息，迳回租处二楼后阳台，抽烟看风景。浑不知自己失血过多，竟然眼一黑，凌空跌到楼下堆著的啤酒空瓶木箱上，碎玻璃扎了一身，牙也碰掉了。狼狈回到医院急诊室，护士惊呼「你怎么又来了！」

原本胡德夫还想带伤赴会，但牙没了，唱歌会「漏风」，只好紧急央求老朋友「救一下」。那天他虽不能上台，还是去了淡江。胡德夫记得的是：李双泽上台前八成喝了酒壮胆，登台时满脸通红，「像扛扁担一样扛著吉他」，那只可口可乐玻璃瓶并非捏在手里，而是吊挂在琴头，随著胖子的大步流星一晃一晃。

我的母亲记得的却不是这样：她说，李双泽根本没有拿什么可乐瓶，他带上台的大概是一只杯子之类。而且，他也没有在台上摔破那只不管是杯子还是瓶子，那是后来的人加油添醋的情节。

所以，其实这整个事件中真正摔碎了的瓶子，其实是前一天晚上被从天而降的胡德夫压破的那几箱啤酒瓶，不是什么可口可乐？

李双泽死的那年我纔六岁，究竟是否见过这位胖敦敦、大嗓门、邋里邋遢的叔叔，也不记得了──对他，我唯一的记忆，来自《再见‧上国》封底那帧照片，一个戴黑框眼镜、赤膊套著连身工作服的胖子，满头乱发，盘坐抱琴，咧齿而笑──李双泽存世的照片不多，但每张照片里的他都笑得很开怀，彷彿对生命很满意，对世界也有无穷信心。

曾几何时，我不但活过了李双泽在世的年纪，也比当年主持晚会的母亲多长了好几岁。二○○七年十月，「野火乐集」整理出版李双泽遗作录音，并在淡江大学活动中心办了一场致敬演唱会。母亲事隔三十一年重返旧地，担任主持人，我则应邀与她搭档。开场嘉宾是满头白发的胡德夫，他终于还了老友当年「救火」欠的那个人情。

灯暗幕启。一束聚光灯打在舞台上一只曲线玲珑的可乐瓶，反射出四散的流光，彷彿满盛著晶莹耀眼的故事，静静等著谁来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