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前的升官线路图

    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没个性，越缺乏光彩。先秦时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成了热衷于结交权贵的“巧取的侠”，而“守死善道”的文士则逐渐蜕化为趋炎附势的官僚。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这样论述封建制解体所产生的政治变化：“可是不幸的，封建里解放出来的政权，固然不再专属一姓，万世一系了，但是中国却到现在还没有找出一个夺争政权的和平方式。我们一说起夺取政权，也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武力手段。武力争夺的方式下，政权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夺宝。……我们不像英国，杀一个皇帝，皇权减少了一些，民权抬了一些头；赶走一个皇帝，皇权又减少了一些，民权也又抬了一些头；最后竟变了个挂名皇帝，取消了皇权。在传统中国只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宝座的却是少数幸运的流氓，像刘邦、朱元璋一派人物。”

    封建制解体之后，中国的历史发展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深深地陷入了以暴力争夺皇位的轮回。现在，许多学者也都开始谈论“以血还血”式的政权更替对社会的伤害了。其实，这种靠以暴易暴的野蛮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首先伤害的是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其次是侵蚀先秦时期开启的具有贵族品质的士风、士节。

    孔孟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曾经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规范权力。秦汉之后，这个理想显然是破灭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成了出栏的政治老虎，不仅压迫着普通百姓，也威胁着士人这个精英集团——事实上，他们也许更害怕这个“老虎”择肥而食。皇权专制，不断挤占了国民的自由空间，使所有国民都落入了别无选择的生存困境。关于皇权对士人阶层的影响，费孝通先生说：

    在平民，穷到没有办法时，可以硬干。在有家室之累的资产阶级却不大方便硬干。于是他们要开辟出一个逃避这老虎的渊薮了。……

    大一统的专制皇权中被这批人发现了一个漏洞。握有无上政权的天子，固然可以在政权的占有上一丝不让人，但是幅员辽阔的天下，却不能一手经营。他虽则未始不想凡事亲理，天子还是人：还是有实际的限制，所以他不能不雇佣大批官僚。（《皇权与绅权》36页，吴晗、费孝通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在皇权专制的社会，成为官僚，不光是士人以求自保的必然选择，也是那些既想改善地位，又不敢觊觎皇位设法“取而代之”的平民们的惟一出路。因此，尽管“伴君如伴虎”，大家还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争先恐后地去做皇帝的臣仆、工具。

    考察两汉之后士人人格尊严与独立精神的逐步丧失，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是个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无法回避的人物。这是因为真正能够做到洁身自好，拒绝权力与仕途的种种诱惑，主动归隐田园的士人实在是太少了。

    对于士人阶层来说，魏晋时期，是继先秦之后对士风、士节产生重大影响的又一个关节点。那时，“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的科举制还未出现，士人还没有完全被皇家一网打尽、锁入牢笼。在汉代，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是察举、征辟制，在魏晋是九品中正制。

    国学家钱穆先生或许是为了表述方便，把察举、征辟制统称为“选举”制，究竟如何，我们还是看看他下面这段文字：

    再说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失职，遭受天谴，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孝子廉吏）。……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有二百多孝廉举上朝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2－13页，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北京第1版）

    下面仍然引用钱穆先生的文字，再说说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

    ……迨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地方失却联系，一切制度全归紊乱，乡举里选的制度，自亦无从推行。……曹操以陈群为尚书，掌吏部用人事，陈群始创九品中正制。此制大体，就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俱高者，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为九品，……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后呈送吏部，吏部便根据此种表册之等第和评语来斟酌任用，分别黜陡。（同上46－47页）

    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当然都有许多弊端，甚至闹出了“举孝廉，父别居”的笑话。但总的来说，政府的用人标准是“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钱穆语），皇帝的权威还是相对性的，是受各地方豪门望族制约的。因此，吴晗先生这样评论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下的皇权与绅权，以及九品中正制：

    ……在世族眼光里，皇家只是暴发户，朝代只管改换，好官我自为之。士大夫集团有其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以至文化地位，非皇权所能增损，绅权虽然在侍候皇权——因为皇帝有军队——目的在以皇权来发展绅权，支持绅权。……

    门阀制度下的绅权有历史的传统，有庄园的经济基础，有包办选举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绅权和皇权是共存的，只有两方合作才能两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军队便行。……何事非君，绅权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皇权，一个拥有大军的军阀，如果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却作不了皇帝。（《皇权与绅权》52页，吴晗、费孝通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也就是说，孔孟等儒家人物用“道统”始终无法有效限制的最高权力，却在魏晋时期被那些高门华阀们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短晢的制约。因此，魏晋才能出现那些清高不羁的“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未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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