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思想和战略（之五）

• 八、国际货币体系与中国：利益与危害
• 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战略和策略

八、国际货币体系与中国：利益与危害

回到中国。首先需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亦即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利弊何在？很简单，假若美元本位制完全符合中国发展之需要，符合中国之利益，我们还谈什么重建和改革？要求改革和重建，是因为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至少长期而言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封闭经济条件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各国独立发行和管理货币。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货币之间的安排无非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两种。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势均力敌的国家，大小强弱之分难以避免。不同汇率制度安排下，各国所获得利益和承担成本各为几何，是否对称，遂成为经济学一重要问题。1960年代，蒙代尔发表一系列文章，证明大小强弱国家之间，无论何种汇率制度安排，总是小国弱国吃亏，大国强国占便宜。相对而言，固定汇率下，小国弱国吃亏较小，大国强国占便宜较少。唯有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之世界货币体系，方能让各国均衡对称分享收益与成本。此乃蒙代尔极力主张固定汇率和世界货币之基本哲理。大师之见，绝非戏论[1]。已故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多恩布什不愧是蒙代尔的得意弟子，他曾经精辟论述蒙代尔的货币哲理和高远理想：“在蒙代尔内心深处，货币已经成为最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如果管理得当，就会深刻地改变整个社会。他的梦想就是要创造一个较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国际货币安排从过度依赖美元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消除美国在国际货币安排中过于特殊的地位和作用[2]”。

纯粹美元本位制下的人民币与美元之关系，中国所面临不利之处约有10项：（1）中国必须拿真正的商品和服务（真实财富）去兑换美元货币（成本几乎为零）作为储备，以便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汇率稳定。当年弗里德曼断言说只要各国完全不管汇率，则不需要任何储备，事实证明他错的离谱。今日各国大量累积美元外汇储备，基本目的之一是为了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汇率，即使是经济强国日本亦不能例外，因为全球外汇交易的主要对手货币是美元。（2）中国累积的外汇储备又必须反过来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无论怎样多元化，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头还必须投入到美国金融市场，别无选择。美国政府和公司发行低利率的债券筹资，回手投入到中国市场赚取高额收益，等于是拿中国人的储蓄去赚高额利润。所以说美国是全球“超级商业银行、超级投资银行、超级对冲基金、超级私募基金”集于一身。（3）中国投入到美国金融市场之资产随时都有可能蒙受巨大损失。此损失有三方面：其一、美元货币扩张制造全球通胀，中国的储备资产原本是要去购买石油和其他资源产品的，通胀大幅度降低中国储备购买力；其二、美元货币扩张让国债价格下降、收益率降低，中国若要抛售国债，必定蒙受损失；其三、美元相对本币或其他货币贬值，皆让中国外汇储备蒙受损失（以本币计算或兑换其他货币结算交易）。（4）全球石油和主要战略资源皆以美元计价（譬如铁矿石），美国金融机构控制的金融期货交易所决定着大宗商品价格之波动，中国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美国制造全球通胀或勾结资源垄断者提高价格，可以瞬间让中国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3]。（5）中国累积的美元储备越多，蒙受的损失就越大，堕入“美元陷阱”就越深。因为中国大量抛售美元资产，固然推高美元利率或债券收益率，然而中国必须为此付出巨大代价。（6）中国无法以人民币举借外债，只能以美元举借外债，此所谓“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一旦大量举借外债，汇率贬值将迫使国家破产。幸亏中国外债不多，许多其他国家的痛苦教训却是历历在目。（7）美国从来不承认自己操纵汇率，却天天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将汇率操纵提升为一个主要外交武器，让中国疲于应付。假若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美国必将要求中国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或让步。（8）假若中国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出口将面临灭顶之灾，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接踵而至，此计绝不可行。（9）假若中国让人民币单边缓慢升值，则热钱滚滚，横行无忌，中国经济泡沫化将愈演愈烈。泡沫化的直接后果是收入分配和财富两极分化，经济结构进一步严重失衡，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将被打乱，甚至被中断。（10）假若中国接受美国建议，干脆让人民币汇率浮动，则中国将完全丧失货币政策控制权，给美国以更多予取予夺之机会。

是故进亦难，退亦难，然则何计是上策？短期权宜之计，虽然迫不得已，维持固定汇率依然是上上之策[4]。

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战略和策略

原则上，中国参与改革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只有三条道路。其一、跟随美元本位制随波逐流；其二、积极参与改革IMF和SDR，使之成为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和国际储备货币；其三、积极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最终实现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5]

前面的理论分析清晰地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参与改革和创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唯一正确道路。胡锦涛主席率先提出“促进区域货币合作，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实乃高瞻远瞩的伟大倡议。

纵观国际货币演变历史，尤其是大国货币兴衰史，一国货币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大体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1）从国内支付手段或交易货币上升为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2）从贸易结算货币提升为金融交易货币和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3）从金融交易货币提升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英镑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大约经历了85年时间（1815—1870）；美国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大约用了50年时间（1865—1915）。[6]

理论逻辑和历史视野有助于我们为人民币国际化确立一个大体的路线图。图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简要路线图。

图四 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上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步是建立大中华货币区[7]。从大中华货币区再过度到整个东南亚货币区或亚洲人民币货币区，第三步可以扩展到其他国家，譬如有可能扩展到澳大利亚、韩国、中亚国家，甚至日本。

台湾、港澳、新加坡和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关联程度已经相当高。自2005年开始，大陆就已经是台湾、香港、澳门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柬埔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泰国、缅甸、新加坡的第2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第４大贸易伙伴。贸易、劳力和资本流动的多种数据表明，上述地区和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经济整合程度，已经与欧元区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8]。

大中华地区建立货币区，至少具备六个有利条件。

第一个条件：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和东南亚地区之间，贸易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这是构建货币区最重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一个作为大型货币区中心国家之资格和条件。

第二个条件：大中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GDP总量超过9%，超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区。

第三个条件：大中华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语言是促进区域内经济、金融整合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第四个条件：大中华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不完全的统计，大中华地区的美元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几乎是全球美元外汇储备的50%），集中起来将是全球货币体系非常重要的力量和谈判筹码。尽管美元本位制是一个严重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却是事实上的国际货币。美元储备短期内依然是区域货币金融稳定的主要力量。随着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港币与美元固定的联系汇率制度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现实需要，港币转而与人民币挂钩势在必然。大中华地区的货币与人民币挂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应该是货币区短期内的最佳选择。

第五个条件：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人民币已经赢得了周边国家的高度信任，这是创建人民币货币区非常重要的条件。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将人民币作为部分储备货币，比如马来西亚。大陆的银联卡、信用卡支付和清算业务已经扩大到周边许多国家。中国和许多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等。某种程度上，周边国家已经非常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清算和支付货币。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发展，需要全力支持和扩展。

第六个条件：中国至少拥有两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有可能很快发展成为两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一个是香港，香港已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尽管还比不上纽约、伦敦，地位却早已相当重要。香港金融发展的战略重心就是怎样维护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个是上海。中国已经宣布要将上海建设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中国版图内，要集中发展一个金融中心还是同时发展两个金融中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是中国总体经济金融发展和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并进一步构建亚洲人民币货币区，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创建的唯一道路，是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中国最高国家利益之必需。要成功实现此一伟大目标，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胆略魄力，需要学者的深入分析和详细论证，需要金融家们的大胆创新和艰苦探索，需要无数人士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如果政治家没有强烈的政治愿望和高超的政治谋略去果断决策，运筹帷幄，即使具备客观条件，大中华货币区、亚洲人民币货币区和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绝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事在人为，时不我待。

图五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重建：中国的长期战略选项 （此图暂缺，随后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