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皇权对士人的征服

    陶渊明不仅是受人敬仰的“非常平和的田园诗人”（鲁迅语），而且是中国士人洁身自好，努力保持人格尊严与独立精神，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象征性人物。这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可是，随着士风渐趋堕落，这位在魏晋时期以愤世嫉俗著称的名士，在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眼里则变得可笑，甚至公然讥讽了。

对此，李乔先生曾作专文《王维讥讽陶渊明》加以评介：

    ……《王右丞集》卷十八有一封他晚年写给朋友的信《与魏居士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有陶潜（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也。”

    王维所说的《乞食》诗，是陶渊明晚年作品，原文如下：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诗中可见，陶渊明虽然乞食，虽然“叩门拙言辞”，对生活的态度仍然是乐观的，是“情欣新知欢”的，并没有对自己弃官而去的选择后悔。因乞食而“叩门拙言辞”，终究是源于物质层面的窘迫，而“谈谐终日夕”、“情欣新知欢”却是在享受着精神层面的快乐。此外，从“主人”对陶渊明的款待，我们也可看到人们对他的认同与喜爱，这也恰恰反映了他的人格魅力。

    但在王维看来，乞食与拜见督邮都是“惭”。他显然是混淆了求助于民（或求助于友），与助纣为虐、同权贵们沆瀣一气的道德区别，更没有理解陶渊明所坚守的遗世独立、决不向权势折腰的做人原则。当然，他也体会不到陶渊明“情欣新知欢”的快乐。

    况且，儒家本来就要求士人具有这样的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王维却说陶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是“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从士节上说，他显然又本末倒置，颠倒“大小”了。

    中国的大多数文人，向来不讲原则而讲“变通”，所以也就更谈不上坚守了。孔子的“死守善道”，在王维这样的文人看来，大约就是一句装点门面的空话、大话。

    可是话又说回来，王维的观点尽管庸俗，却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时代的声音。

    南北朝之后，豪门士族受到打击，势力开始衰落。隋统一中国，隋朝两帝有意摧残士族，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又下令以“志行修远”、“清平干济”两科举人；隋炀帝时，再设进士科。从此，开科考试成为国家选任官僚的一贯制度，这也就是科举。之后，续唐宋乃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不断变化、丰富，而皇权也在随之不断强化。因此，王学泰先生说：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的基础。……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合我的要求，不死心踏地臣服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的士大夫身份。……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

    隋唐之后得以确立并不断更新严密起来的科举制度，象征着皇权对士人的彻底征服。通过考试登科入仕，不仅逐渐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追求，也是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高荣誉。从此，只有考试做官才是光宗耀祖的“正途”，为皇家服务的名利诱惑，以“政统”的绝对优势完全战胜了先辈士人们极力维护的“道统”。（未完待续）

下篇：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二十三  皇上对士人的利诱与色诱

杨黎光网站：http://www.yangl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