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力量的角逐对立，引发纷争不断，历史进入东周，一个突出的关键词就是——

争

最大的力量是“争位”和“争利”，自下而上，即来自下层向上面层级渴求突破的冲动，寻求更大利益和更多精神满足的冲动；同一层级水平方向的力量冲突，表现为诸侯层面的“争霸”和世族层面的“争势”。

上述状况，特别像地质构造中的运动与变化，由于力的强度和运动方向的变化，会打破过去岩层的结构，引发弯曲、褶皱和断层、断裂等现象的产生。

不同层级的岩层在应力的作用下，都可能发生向上的弯曲运动；下面的岩层会在挤压中急剧隆起，让上面的岩层产生变形、褶皱或扭曲，甚至能产生断裂，直到突破上面的岩层。

在士民以下的层级，他们争取自身利益的行动，在最底层开始释放突破制度的能量。比如放弃耕种“公田”，采取隐瞒手段开垦荒地，导致了农业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为改变这一状况，孔子所在的鲁国率先实行“初税亩”的田赋制度。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此举以蔓延之势，彻底动摇了井田制。

在卿大夫和世族层面，楚国的景阳氏、项氏和屈氏三大世族势力强大，让政坛出现“弯曲”；晋国的六大家族智氏、范氏、中行氏、韩氏、赵氏、魏氏，齐国的田氏，力量更大，让晋国和齐国政治结构产生了“断裂”，上下等级颠覆，世族大夫取代了诸侯，出现了韩赵魏三国分晋和田氏代齐的“犯上”现象。

在诸侯层面，早先的诸侯国不断被兼并，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让“天子——诸侯”的等级制出现多处剧烈的弯曲，所谓天子层级，已经名存实亡，分封制面临着全面的崩溃。

依照上面的描述，可以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等级制的结构出现了构造性大断裂。这里面的成因当然很复杂，如果说总体上判定它是各种力量冲突的结果，基本上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对于周朝制度最初的设计者来说，把天下和土地分给王室宗族和功臣，也是基于当时现实的合理化选择，它便于通过血缘与亲情的凝聚力，实现疆域扩张、权力的快速下移并激励生产；而嫡长子世袭和礼制的规范化，用可供操作的严格制度，形成自上而下的周文化之“风”，让人们在共识与自觉中形成认同，借以维系等级结构的稳定和传递。

一个受封并称臣于“共主”的诸侯自治联盟体，形成了周朝的政治制度；一种决定土地统一分配、定向使用和承担税赋的策略，形成以井田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一项传宗接代的“法定条例”，形成了以“宗族—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等级制度；一套完备的礼乐规范，形成了周朝意识形态特色的文化制度——自成体系的周朝社会，不仅在它的初期实现了高效率，而且在它的文化传播和影响方面，也以稳定性和延续性，收到了卓著的成效。

至于后来周室衰微，关键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的缘由，不是本文议论的重点。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变化是，诸侯强大让天子“下课”，私田兴盛让井田瓦解。但周制度的崩溃，并不代表周文化的消亡；它对于宗族和文化的影响，却是经年不衰。只是，断裂之后的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数，让新的思想崛起和崭新的阶层登场成为可能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