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成为国内外各大媒体关注的新闻。因为该报今年初刊登记者王克勤的长篇纪实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而备受国人瞩目欢呼，更难能可贵地是，在记者面临重压的困境中，他代表报社敢于顶住重重压力，发表的那篇铿锵有力字字千钧力挺记者的郑重声明，更是让人看到了久违了的一个邹韬奋式坚持新闻职业道德、良知操守的大写的报人，所以亿万人民好评如潮，至今余音犹在。这样一个积极伸张媒体监督权力的新闻工作者应该被褒奖有加，提拔重用，但令人痛心的是，他不但没有奖掖，反而遭冷落被调离。我看完中国选举治理网上转载的王克勤博客《签发疫苗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后，心情沉重，良久无语。

今年“两会”的前后，温家宝同志的“要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政府”的讲话，让举国上下兴奋了好一阵子，特别是我等新闻工作者，当时真如阴霾下拨云见日之快感期待。众所周知，在中国这种长期处于专制独裁下的国家，前有奉天承运的悠久的“圣旨”历史传统，后有“一句顶一万句”这样发扬光大的“辉煌”传承，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往往被赋予特别、特殊的含义。按照“中国特色”的历史规律，温家宝总理的讲话虽然没有“君无戏言”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但无论如何是一个大国政府总理郑重的讲话，他治下的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是认真贯彻执行的。但令我等公民想不到的是，总理话音刚落，湖北省长李鸿忠就兜头就来了个“惊鸿一瞥”夺记者录音笔，虽然事发后不有少良知的专家学者呼吁相关部门要给此事件一个交待说法，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紧接着《华西都市报》又因为属下记者报道中国作协“重庆门”事件，遭到辞退，相关人员被问责。现在签发王克勤《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又不明真相的被免职调离，这一连串的事实证明，温家宝同志让“要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政府”的讲话不仅完全没有兑现不说，反而使敢于行使正当监督权的媒体人一个个遭受“滑铁卢”下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景和困境？一句顺应时代潮流的肺腑之言，一句受到媒体记者欢欣鼓舞的讲话，一个迈向民主法治大国必循之路的明智之举，不但没有被普遍尊重和接受，反而被众多犬儒在以党和人民的旗号滥用职权下再三被戏弄、践踏，如此说来，“创造让媒体监督政府”表态能否得到具体落实确实令人生疑。

允许不允许新闻舆论进行监督，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自由、法治社会的试金石。所以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权利。

在中国以文获罪的历史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正是清朝大兴文字狱达到登峰造极，才造成大批文人士大夫人格普遍犬儒化，以至于政权丧失活力、社会万马齐喑，最终落得个落后挨打、丧权辱国，民族堕入危亡之际；文革时期的文字狱灾难，更是使整个国家陷入崩溃边缘。中国一部屈辱近现代的沉痛历史昭示我们，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西方发达国家实现普遍意义上的民主、自由、法治的进程表明，在推进形成这样的的社会转型中，政要和民众相互配合共同努力缺一不可，象美国，既有象华盛顿、肯尼迪这样的领袖人物的无畏担当振臂高呼，也有象马丁·路德·金、世瑟腾这样的民权人士坚持不懈，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这篇脍炙人口的演说之所以在美国革命文献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正是由于他说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极其重要性。从此，“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独立而战，成就了美国民主政治自由的国家，这篇演说也成为世界演说名篇。

包月阳任职的《中国经济时报》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作为主管单位，免去他的社长、总编辑职务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作为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智囊存在并为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主要领导服务的机构，包月阳被不明真相地免职调离，这样的做法和温家宝总理倡导的精神背道而驰，温总理是否知道内情？在社会对此事普遍存在置疑的情况下，相关单位应该就此事表明态度，并公布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这既是对总理“要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政府”真诚愿望的反讽，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一连串的对媒体监督的惩戒是否将使国内众多新闻媒体再次陷入禁若寒蝉，万马齐喑的境地？作为公民，我认为兹事体大，包月阳事件应该给社会期待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