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个案比较：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

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百万元以上。

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他说生活压力很大。

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

调查数据：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研让相关整体数据浮现出来。2005年-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按照统计数据，这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万，而王小鲁推算的结果是9.7万。据此推算，全国居民收入的遗漏大概有4.8万亿，约占总收入比的26%，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王小鲁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由于数据不充分，他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7的水平。王小鲁表示，他们仍在做相关的最新研究，新的结果约在两个月内统计出来，但初步看，这部分隐性收入还在继续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相当快，结果可能远远超过“警戒线”。 

专家分析：城乡分割＋行业垄断＋资源价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说，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李实说。

——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学者建言：加快改革进程，根治分配“不公”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刘桓认为，城乡一体化毫无疑问是必由之路。但是这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首先是产业转型的问题,我们想办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把我们的农村建设得更好；同时,农村的市场肯定是有一定的限度,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出去,但对目前我们的产业规模,能够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规模,以及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公务服务,所以户籍最终肯定不是问题,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城乡一体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认为，分配问题重要的是初次分配的平等。在市场经济里确实要有落差,不能一刀切,否则会丧失效率,否则这个连我们再次分配的蛋糕都做不大,但是这个差距到底要有多大,需要认真的研究。此外,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不能把有效需求不足、公平分配的问题都放到社会保障这个桶里面来,它更多是一个社会安全网。不能靠社会保障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