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周内，富士康两次传出加薪的消息，加薪幅度之大，足以让劳工维权人士都意想不到，于是这一石终于激起千层浪。一面是加薪效应迅速传导，短时间内中国的薪资压力迅速积聚。对于加薪，舆论固然有为劳动者用生命换来的“胜利”叫好的；有为中国从此进入新劳工时代鼓掌的；但也人对此为之忧心不已，这些人担心企业为转嫁成本，而会将其生产线外移出中国，从而担心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保；这类人认为“无视实际情况，只按主观愿望，强抬工资，不但不能提高工人的收入，还降低了他们的就业机会。”

　　话音未落，就传来郭台铭计划将部分生产线搬至台湾和越南，以无人工厂运作，以此来应对加薪造成的成本压力的消息。加薪可以出现传导效应，那么将生产线外移会不会亦出现这类的效应呢？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典型的制造国，如果生产线外移会不会因此而造成产业空心化呢？我想这种现实或又将困扰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决策者们。在这里我们的建议是，我们的决策者们需要用韧性挺过这段阵痛期，毕竟没有哪种转变是不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依赖物资消耗。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凸显出来。目前消费占我国GDP总量仅仅只是35%，而美国则已高达70%。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已经构成了我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低工资正在减缓消费文化的增长，而这却被认为是中国要保持8%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能够为13亿人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但事实正如温总去年12月27号表示的，目前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有通过消费需求的扩大，才能提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正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在保增长的短期目标基本实现后，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成为我们当下的工作重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也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但我们知道，从最终需求上看，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消费时一种对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增长得越多，消费增长得也将越快。一般来说，居民消费倾向是相对稳定的，可支配收入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正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根本还在于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涨工资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这或有助于刺激消费，而且还将有助于缩小贫富之间的鸿沟。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建议是我们的决策者或许应向亨利•福特（Henry Ford）学习，学习他是如何通过加薪而打造了一个富足的产业工人阶层的。

　　传奇人物艾柯卡在其自传中，曾对福特做出过一个与主流学者截然不同的评价，当时主流学界的观点认为，福特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来源于他在1913年10月7日创立的汽车装配流水线。主流学者认为，正是得益于福特在海兰园设立的第一条总装线，从而使其装配速度提高了8倍，第一次实现每10秒钟诞生一部汽车的神话。主流学界的观点认为正是这一制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艾柯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福特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所采取的高薪制度。早在1914年的1月，福特宣布将工厂工人工资增加一倍，从而使员工工资达到前所未有的日薪5美元的高度，这在全球都成了头版新闻。福特的这一举动让当时的企业家和媒体震撼不已，他们都认为福特已经疯了。但艾柯卡却这样描述，福特朴素的初衷是，如果连生产汽车的人都买不起汽车，还指望谁来买？如果没有人买得起，他造的汽车卖给谁？他加薪的目的是通过加薪创造一只庞大的富裕工人队伍，进而使得他们有能力去购买从福特流水线上出产的T型车。

　　但让福特意想不到的是，福特的5美元改革，极大地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在实施“新政”之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流动率高达380%，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劳动力的流动率蘧然间低了90%，旷工率更是从10%降到了0.3%，福特的工人们开始以在福特工作为荣，在休息日还要将公司的徽章别在领带上，走在街上都会引来羡慕的目光。对此，美国媒体感叹到，5美元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人口大迁移。找工作的人在福特公司门前排起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队，更令福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被吸收进厂，这对福特公司的技术进步可谓意义重大。这也成为福特公司不断寻求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福特公司的厂史专家鲍勃（Bob Kreipke）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福特此举让他的T型车更为畅销，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工人阶层，推动了美国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鲍勃认为福特的目的是增加工人的购买力，但福特收获的却特别多，那些有了归属感的员工又为他生产了更多更好的产品。

　　中国制造业可能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了，未来怎么走？美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