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眼中的俄国社会
我在《原本无所畏惧的人》一文中，摘引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的若干重要评论。我并指出，他的这本见解极为深刻的评论性著作，与其自传体三部曲对俄国社会的观察，是以同一条主线相联的。
此后，又重读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合编本，觉得对当今中国人仍然有重要启示，所以在此摘引若干段落。
“外祖父知道我常去‘好事情’那儿，狠狠地揍了我一顿……他最终被赶走了……吃晚饭的时候，外祖父说：‘谢天谢地，看不见他了！这家伙真让我心口堵得慌！’我恨恨地把勺子弄断了，结果自然是又挨了一顿揍。我和我们祖国中的无数优秀人物的第一次的友谊，就这么匆匆结束了。”（合编本，100、101页，《童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关于那些法国人，他叹着气说道：‘他们倒过得凉快’‘这是什么意思？’‘你看，咱们在火热中煎熬着做工；他们呢，过着凉快的生活，却什么活也不做，只是喝酒、闲逛。真是过得舒心啊！’‘他们也工作。’‘可你的故事里却没有讲出来。’司炉工人确认着自己的判断。我猛然醒悟过来，我读过的书中，绝大多数几乎都没有提到过高贵的人物们怎样工作，和他们依靠什么劳动生活。”（合编本，366页，《在人间》）
“这种惯常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极为可悲、极为有害的。在这种信仰的氛围里，就像在墙垣的背阴处一样，一切新生的东西成长得缓慢而畸形，以至于濒临死亡。这种阴暗的信仰极少发出热爱的光芒，却有过多的委曲、怨愤和嫉妒，而这些又总是和仇恨联结在一起的。这种信仰之火，其实不过是腐败物发出的磷光而已。”（合编本，384页，《在人间》）
“回想我这一生中见过那么多的好人毫无意义地灭亡了，实在吓人！所有的人都会精力衰退，然后死掉，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任何地方的人们都不像在我们这儿、不像在俄国这儿衰退得那么迅速可怕，那么毫无意义。”（合编本，407、408页，《在人间》）
“俄国的喜悦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残酷的悲剧，一个人在跳舞，似乎解开了捆绑他的绳索，可是突然间，他身上最残忍的兽性也顺带释放了出来，于是他为了发泄兽性的苦闷而扑到所有人的身上去，撕碎一切，咬坏一切，毁灭一切。”（合编本，411页，《在人间》）
“我曾经读过许多关于农民的小说，看到书本上的农民十分明显地不同于这些活的农民。在书中，所有的农民都是不幸的人。他们无论是善良还是丑恶，在语言和思想方面都比活的农民贫乏……书本上的农民不是坏，就是好，反正他这个人统统写在这里，写在书本上了。一个活的农民无论在你面前如何倾吐他心里的话，可是让你感到他心里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且说不定正是这些没说出来的、瞒着别人的话才是最要紧的东西。”（合编本，460页，《在人间》）
“我深切地痛恶灾难、病态、抱怨。每当我看到残忍的事，例如打架、流血以及口头上对别人的嘲弄，这都能在我心里激起本能的憎恶，这种憎恶往往很快转变为某种冷酷的疯魔，于是我自己也像野兽一样打起架来，过后我总是感到羞愧难当。”（合编本，499页，《在人间》）
“我为什么要把这卑劣的事讲出来？这是为了你们，各位先生，知道这件事并没有过去，并没有过去！你们喜欢那种臆造的恐怖，喜欢渲染那种很美的恐怖，这种荒唐无稽的吓人事使你们感到激动和愉快。而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可怕的事，日常生活中这种可怕的事，我有不可置疑的权力把这类事说出来，使你们感到只激动不愉快。为了是让你们记住你们在怎样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合编本，501页，《在人间》）
“我有这样一种感受：人们为了逃避现实的苦难，很喜欢听有趣的故事。而且故事越离奇，大家就越爱听，他们认为那些充满奇异情节的书才是最好的。我就像在雾中行走一样，真有点无所适从了。”（合编本，547页，《我的大学》）
“我从书本中看到的以及与周围进步人士交往获得的，和真正的现实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呀。一方面是关于人类友好、仁爱的教育，另一方面却是为了一点点个人利益而头破血流的战争，在我面前展示的都是自私、凶残的人类本性。在那些车夫、工人、官员的浩浩洪流之中，那些我所敬仰的知识分子们是多么的曲高和寡呀！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遵循着另一套生活准则，他们卑贱、贪婪、自私、狭隘，在这个大军面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太渺小，太不堪一击了！他们的努力只能是徒劳。”（合编本，574页，《我的大学》）
“我一点也不喜欢乡居生活。从别人那儿和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是：农村人诚实本分、身体健康。但是在我眼前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总有干不完的高强度劳动，有很多人累得一塌糊涂，身体状况极为不佳，劳动乐趣根本提不到。
城市里的工匠或工人，活儿也不轻，但有乐可寻，不像农村人终日愁眉不展地咒骂生活。其实农村生活也相当复杂，他们既要干农活，又要处心积虑地处理邻里和同村人之间的关系，我甚至觉得他们是缺少诚实的。”（合编本，599页，《我的大学》）
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其中《童年》完成于1914年；《在人间》完成于1916年；《我的大学》完成于1923年。它们与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对俄国社会的剖析，两者的异常重要的共同之处，是高度清醒地直面现实社会，其直达人心灵深处的生动描述，极少有人能够达到。
这不禁使人想起，中国的文学家鲁迅。在中国，从鲁迅逝世后直至现在，人们对他的评价的变化可是够大的了。但在种种评价中，“改造国民性”，既是鲁迅的着眼点，同时贯穿于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和社会批评文章中，此种认识，实在是确凿有力的概括。对此，无论在那一具体时期，人们至多予以淡化或不再理会，却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鲁迅对社会的批评、对丑恶现象的揭露，决非只是针对着敌对营垒或自己的论敌。而现今中国的众多人，却认为鲁迅的笔墨挥洒，就是狭窄地指向敌人一方，或者专指向别人。如果事实当真如此，怎么称得上“改造国民性”呢？无论在高尔基眼里，还是在鲁迅眼里，所看到和着眼的都是社会整体，而不是狭隘的一隅。现今众多的人，却不会理会这些。人们的眼里，往往自己甜如蜜，别人坏不堪。此种根本着眼点的差别，很大程度也是高尔基和鲁迅之所以在各自的领域达到极高成就，同辈的其他人难以企及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之所以摘录高尔基关于俄国社会的一些重要描述，决非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如何给历史人物以客观评价问题。就如当年的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不管人们引为自豪还是自感卑贱，现今的中国人是历史上的中国人的传承者。色彩斑斓的先人业绩与种种污浊，事实上总是同时影响着当代的中国人。除了先辈的灿烂业绩是激励和启示之源、别国的长处大可拿来或借鉴，清除历史积淀的有形无形的污浊，是试图有所作为的中国人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