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不灭的火》（５）
吴高兴
一个女警察过来量了我的身高，粗略地看了一下我的体貌特征，作了记录，又给我做了十个指头的指纹。接着，他们就把我带到设在公安局里面的看守所。这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值班的看守与我年纪相仿，一口三门腔，看样子比较善良。他搜了我的全身，取出了我的手表、钢笔、钱包之类，还抽下了我的裤带，摘下了我的眼镜。我匆匆写了一张便条，告诉妻子自己被捕了，并请她赶快送书来，要求值班看守把便条交到我妻子手中。紧接着，看守就带我进牢房。通往牢房的甬道弯弯曲曲，黑咕隆咚的，我象走在山洞里，也不知道拐了几个弯。路上，我对看守说：“我是为游行进来的哟。”看守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到里面不要再乱讲噢！”来到一间囚室前面，看守打开门锁，“壳啷——”一声，笨重的铁门打开了，紧接着，又是“哄——”的一声，只见许多光溜溜的脑袋把我围起来，一双双碧森森的眼睛象狼一般盯着我。看守大声训斥道：“你们不准打他噢！”又对我说：“谁动手打你，马上向我报告！”
看守重新关上铁门以后，马上有人问我：“你是为什么进来的？”
“游行！”
“嗬——你是反革命暴乱噢！”他们感到十分新奇。
“我们坐牢都是你们缘故，暴乱，暴乱，你们不暴乱，公安局就不搞严打，他们就不会抓我们了！”说话的似乎在埋怨，但显然带有“此人非同一般”的敬重口吻。
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想：“我才不是反革命呢，你们瞧着吧，我过不了几天就会出去的！”
或许是由于看守事先的警告，或许是由于“反革命暴乱”这顶帽子帮了我的忙，同室的囚犯们打破了惯例，不仅没有动手给我一个“下马威”，反而对我客客气气的，知道我是教书的，都叫我“吴老师”。当晚，有的囚犯请我帮他写信，有的向我介绍自己犯罪和被捕的经过，有的问我外面的情况，向我诉说自己对家人的思念。由于我没有带被子，当晚天气颇有些凉意，一个跛脚的囚犯还主动与我并盖一条毯子。
入夜，囚室里的“一百支光”通宵长明，我静静地躺着，听着老囚犯们的呼噜声和头顶上武警的来回踱步声。囚室大约有十四平方米，与我家里的房间差不多大。一尺多宽的甬道，一头通向大铁门，另一头通向抽水马桶，抽水马桶旁边紧挨着一个洗脸的瓷盆，跟理发店里的一模一样。除了甬道以外，整个囚室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台面，跟床铺一样高——这既是囚犯们睡觉的统铺，又是他们的“餐桌”，也是他们白天的活动场所。我发现，每一个铺位的墙壁上都有一个红漆号码，全室只有十一个号码，可见按规格只能睡十一个囚犯，但实际上有十四五个，一个紧挨着一个。我是“新客”，被挤在靠近抽水马桶的一个角落里。
夜深了，头顶上的“一百支光”愈益亮得逼人眼睛，有的囚犯睡不安稳，说起了梦呓。四壁高高的，空空的，我是近视眼，进来时眼镜被收缴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右上方来回走动的武警和肩上挎着的长枪，我估计那儿是一条居高临下的栈道，在栈道上巡逻，可以监视所有监室的动静。
然而，人类的思想是无法监视的。我微闭着眼，思潮奔涌。“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想。我是一个政治教师，懂得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里面，最主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长期的政治高压和思想驯化，使我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书呆子式的思维定势：只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反革命行为。不错，我对邓、杨、李是颇为反感的，“六四”前后明里暗里也在抨击他们，可是我毕竟懂得议论和攻击中央领导人是非常危险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恶毒攻击中央首长”而身陷囹圄甚至丢了脑袋。因而，我在“六七”演说中，仅仅点了一下李鹏的名字，并且只是含沙射影地说过，“真正的极少数极少数人”，“血腥镇压群众，打死那么多群众的幕后策划者，总指挥者应该下台，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指着和尚骂秃驴的话，在后来的判决书中还是成了我“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证”。
为了降低风险，不致被人抓住辫子，在游行过程中，我多次嘱咐领呼的学生不能乱喊口号。记得有个学生情不自禁地高呼“打倒专制！打倒独裁！”被我当场制止了。并不是我认为这些口号有什么错，而是怕罗织“影射攻击共产党”的罪名。当时，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各大城市，甚至在许多中等城市，“打倒邓、杨、李”之类的口号早已喊得震天响了，但临海这座温柔得近乎软弱的江南小城却依然在昏睡中。面对六四屠杀以后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恐怖和本地的现实情况，我们并没有喊出类似的口号。夜已深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算我攻击过中央领导人吧，难道邓、杨、李的领导就是共产党的领导？赵紫阳这个党的总书记还同情学生运动呢，难道总书记反而不能代表党的领导？……”这些在今天看起来迂不可及的自我辩解，那时候却是十一亿人的“共识”，尤其是象我这样的文革过来人，喝了几十年的“狼奶”，认为自己这些想法是无可辩驳的。
世界上最迂的人是什么人？根据我的感受，最迂的是那种虔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是那种长期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又能坚守道德良知的人。八九民运时期，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在共产专制政体下，不听当权者的话就是“反革命”，这个成千上万次不断地重复出现的简单事实，已经对什么是“反革命”作了最明确的解释，而我偏偏要寻找自己不是“反革命”的理论依据。躺在看守所的铺位上，我在已经欺骗了我几十年的“革命理论”中苦苦寻找自我辩护的理由：“……记得文革初期一再强调，‘只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才能代表党的领导’，虽说那时所谓的‘正确路线’其实并不正确，但党的领导毕竟只能是正确的领导呀！难道血腥镇压群众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人就是反党’，１９５７年‘反右’时，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依据的就是这个逻辑；文革初期，工作队又依据这个逻辑把那些给本单位党组织领导人贴大字报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可是，这个逻辑很快就被否定了，难道现在又时兴这个逻辑了？……”
“至于社会主义制度，我是教政治经济学的，那就更清楚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公有制嘛。我可从来没有说过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话，不久前，还刚刚写就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雇佣制初探》，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探索，正在联系出版呢。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过，学生们示威游行，并不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加深改革。正是呢，我在“六七”演说时也强调了这一点，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当前‘官倒’、‘私倒’盛行，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这正是不民主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学生们游行示威，正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邓小平发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无法继续深入下去。难道这些言论是‘反革命宣传煽动’？……”
我坚信自己不是“反革命”，纵使这次被打成反革命判刑了，不久就会平反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六七”演讲不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也为了洗刷“据说邓小平已经死了”这句我当时认为是致命的诬陷之辞，我决定交出录音带。那盒已经抹去阎定山的演讲内容的翻版带，我在被捕以前就把它放到了一只手提皮袋里，准备必要时上交。但是，我家只有一只价格90元的不具翻录功能的“单卡”录放机，前面已经说过，那盒翻版带是请一起参与“六七”活动的台州电业局职工陈ＸＸ翻录的。要是交出那盒翻版带，公安当局必然要追问翻版带是叫谁转录的，如果我不“老实交代”，就无法应付项一峰等“政保”的穷追猛打——那时可还没有“沉默权”这个说法；而如果“老实交代”，那势必牵连陈ＸＸ，从而陈ＸＸ很有可能如实供出还有另一盒保留着阎定山演讲内容的翻版带——那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