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体制并不能包治百病

　　本报主笔 刘长杰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一条新闻给了那些一贯以来相信和鼓吹“国有大矿将成为煤炭业安全生产榜样”的人们当头一棒。

　　来自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报道称，从去年开始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煤企重组已经进入收官阶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整合后煤炭企业违规违法生产、建设的主体已经由过去的中小个体煤矿转变为股份制或者国有大矿。

　　关于“国有大矿将成为煤炭业安全生产榜样”这一伪命题，早在今年4月2日——国有煤矿兼并私人煤矿如火如荼之时，本报就以“企业性质从来就不是问题的本质”为题加以证伪。现在，时局刚刚行至“行业整合”的收尾阶段，即爆出“国有大矿成违法生产主体”这样的主题新闻，在我们看来，这并不例外。只要煤炭行业显见的黑金诱惑不消退，安全生产部门的监管工作偶尔失察，那么酿成大祸的煤炭企业，绝不会只“偏爱”私人中小煤矿。

　　“矿难并不青睐私有，死神也不畏惧国有。”媒体评论人秋风的这句名言，一举点中了“国有体制”迷信者们的要穴。不过，这种棒喝丝毫影响不了“国有体制”的另外两个迷信人群——足球和住房。

　　尽管有披着市场化外衣的足球联赛，但中国的足球说到底是国有体制，甚至算举国体制。韩国、日本和朝鲜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第一轮小组比赛中的惊艳表现，让国足主教练高洪波这样定位国足：“亚洲球队如果想在世界上有一个好的定位，需要中国的大脑、日本的纪律、韩国人的斗志和体能。”

　　世界杯带给我们许多欢乐，却没带给我们一点信心。事实上，我们不仅担心这个号称“中国大脑+日本纪律+韩国斗志”的定位，会误了国足的大好前程，更担心中国举国体制下的功利性足球生态，对提高我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于事无补。

　　6月12日，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政府将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将新就业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供应范围。

　　这个被广泛理解为“公租房”的政策，获得了公众的一片叫好声。舆论普遍评价说，这一政策，反映出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公共政府职能的回归；而与此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这一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影响更为长远。

　　事实上，我国告别公租房的体制，还不到13年；在有些行业和部门，公租房政策甚至一直以福利的名义隐秘地存在着，直到现在。今天，当我们为公租房政策拍手称快的时候，可否注意到这种局部的“国有化住房体制”包含着诸多新挑战：

　　其一，对公租房的规划、投资和建设，能否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其二，如何避免公租房分配和建设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和利益输送；其三，公租房申请标准的制定，能否做到合情合理；其四，商品房租赁市场的制度和法律完善问题；其五，如何提升地方政府在建设公租房过程中的积极性，等等。

　　对于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来说，国有体制有其先进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的结尾说：“抽查发现，过去以中小个体煤矿为主的非法违法施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煤矿建设项目主体，已经转为国有重点煤矿为主，占到了75%以上。如何对国有大煤矿进行有效监察，已成为各级安全监察部门的当务之急。”像这样来自媒体的担心和提醒，始终应该被各种政策的制定、主管和执行部门重视和谨记。

　　***注：此为发表于20100621时代商报头版三经论坛评论的原文，发表时http://epaper.lnd.com.cn/sdsb/20100621/index.htm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