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四大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和缺陷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梁树广（不经同意，不准转载，负责责任自负）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四个，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制度创新决定理论。虽然这四种经济理论有区别，但是，实际上是一种继承关系，是随着后来的经济学者对前人经济理论的认识的继承，主要是根据现实经济增长来调整的。可以说每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每一个理论都是适应当时的经济形势而提出的，由于当时认识、意识形态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制度、制约因素和渴望达到目标上的变化，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各种缺陷，即指导现实经济发展出现失误，或者是不能解释后来一些经济发展状况。本文主要根据四大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指导含义及其缺陷进行分析。四大经济理论可以说都是基于一种投入产出关系而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同的是，理论假设和其中的投入因素，在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其缺陷也是不同的，基于每一个理论的缺陷，新理论补充这种缺陷，而造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随着我们认识的提高以及新的经济形势的出现，还会出现更多新的经济理论。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其缺陷
哈罗德—多马模型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基本模型就是G=SV，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V为资本产出系数，为资本产出率，由于V假定不变，而经济增长主要就是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成为决定的唯一因素。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资本积累阶段。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把凯恩斯的储蓄等与投资的均衡公式加以动态化，得出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模型。正是因为动态的分析方法考虑的时间的影响，才使得他们的理论较之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以及应用价值。把凯恩斯采用的短期静态均衡分析所提出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了。
（一）政策含义
该模型主要表达了增长率随储蓄率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产出比的增大而降低，该模型第一个政策含义突出了发展援助（吸引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即通过投资（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不过发展援助会通过技术转移降低资本边际系数（K），即提高资本生产率（1/k）来促进经济增长。该模型的第二个政策含义就是经济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
（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
该模型的假设有两条，储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该国对外国资本转移（发展援助）具有足够的吸收能力。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常常不具备这两条假设。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在论述经济稳定增时定义了实际增长率G、合意增长率Gw、自然增长率Gn三个概念，并以此定义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G=Gw=Gn。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论述，使得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成为了一个不稳定、不现实的模型。G、Gw和Gn初始均衡状态的细微背离，都会导致经济增长越来越远离均衡状态，而且不存在一个内在的力量使经济恢复均衡。但是，由于哈罗德在推导他的模型时，假定利息率即资本报酬率是常数，从而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是不可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要满足哈罗德提出的恒等式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哈罗德得到了一个像“刀刃一样脆弱”的均衡增长条件，即非常难满足的均衡增长条件。
（三）评析
该模型主要的政策含义就是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的获得更多的资本。实际上该模型把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资本，是一种单一因素的影响资本，而忽略其他投入要素的重要性，实际上要想达到他所要求的假设，应该是完善金融系统，提高资本的有效转化率，提高本国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
(四)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实际上，我国经济增长在早期就是一种靠投入带来的，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是随着我国资源的减少，以及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我国再靠这种高投入来带动经济增长势必受到限制。我国应该开始注意完善金融系统、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进行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二、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增长理论来源于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修正。新增长理论的产生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大缺陷，即所谓的“收敛定理”，该定理说明在长期内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趋于一致。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而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外生因素，其获得的机会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等同的，因此，各国经济增长率最终将趋于一致。但事实远非如此。第二个缺陷就是资本劳动不可替代的。其代表人物就是索罗，到了50年代，索洛等人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突破了哈罗德模型的局限性，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
索洛增长模型表明的基本含义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变化率k*取决于人均储蓄率sf（k）和按照既定的资本劳动比配备每一新增长人口所需资本量nk之间的差额。 索洛增长模型sf（k）=k*+nk还表明另一个含义。一个社会中的人均储蓄率sf（k）有两个用途： 一是用于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加量k*，即为每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装备，这被称作“资本的深化”；二是用于为每一新增人口提供平均的资本装备nk，这被称作“资本的广化”。换句话说，经济中的全部储蓄转化为投资后，一部分用于提高人均资本拥有量（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则用于为新增人口提供平均数量的资本装备（资本的广化）。
（一）政策含义
（1）他以古典的生产函数为理论基础，认为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可相互替代的假设使得经济增长过程具有调整能力，从而该理论模型更接近于现实。这可以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了以前只认为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观念，可以说开始重视劳动力素质。
（2）长期增长率是由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决定的，前者不仅指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含有劳动力素质与技术能力的提高，所以，索洛的长期增长模型打破了一直为人们所奉行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的理论，向人们展示，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这种观点在他30年后获奖前夕接受采访时又得到进一步阐述。他说，除了纯粹的农业国以外，这一理论对所有国家都适用。“发展中国家不能把本国经济的发展仅仅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起步较晚国家，要更多地研究如何在现有工业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和教育进程。这样就能有效地跟上世界经济的发展”（顾耀铭，1987）许多国家都相继接受了他的理论，在中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R&D）等方面，政府不断增加投资和提供税收刺激措施，成效显著。
（二）缺陷
但他的模型有两个明显的缺陷：
一方面，从索洛模型中得出的均衡经济增长率是被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样一个外生变量所决定的，因此，索洛模型的经济意义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为“不愉快的结果”；
另一方面，索洛模型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增长，在他的这一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与劳动，他的模型的唯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87.5%的产出不得不被归结为一个外生的“余值”，即技术进步。60年代初，丹尼森等人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也把这个“余值”解释为技术进步的作用，从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都缺乏对知识生产的研究。
（三）评析
索洛模型可以说比哈罗德模型，更进一步的探讨经济增长源泉，其认为的投入增长因素，开始拓展到劳动者素质，比原来的资本决定论更进一步。虽然他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把技术进步归结为外生因素，同时也没有对技术进步对劳动和资本的影响进行分析，这可以说为什么他的模型被称为技术进步外生决定理论的原因。
（四）给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重视教育、重视技术进步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是以1986年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他的论文《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为标志的。其后，在罗伯特·卢卡斯、加里·贝克尔、杨小凯、博兰德等人的不断探索下，新增长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主流理论。这一理论的重要突破是把技术内生化。而且，在90年代，新增长理论在分工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新增长理论最初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知识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R&D模型，即研究与开发模型、人力资本模型、AK模型、边干边学模型。
AK模型。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一定技术水平的常数，K代表资本。从表面上看，产出与资本存量呈正相关，这似乎不太恰当，但如果将K作为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就显得非常合理。其单位产量为Y=AK，它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从而否定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可以持续增长。因此各国经济从长期来看不会出现趋同，这就很好的解释了前面所述的新古典理论遗留下来的两个问题。
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spillove reffect)模型。罗默在其代表性论文《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中指出，除考虑经济增长的两个因素即劳动与资本外，还应加进第三个因素即知识。他认为，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因而会带来一国长期收益的增长；知识也是生产要素，要增长必须要在知识上进行投资。同时，知识具有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知识的运用具有共享性即非竞争性，这是导致收益递增的关键所在。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按点子和专利权的数量来衡量)。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R&D模型。罗默后期在它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源泉即专业化的投入，即R&D。他指出，专业化的投入不是企业投资的附加产品，而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活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应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利益的活动，技术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决定了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同时，从事R&D的厂商也将获得激励。由此，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种类的增加，另一类是将其理解为产品质量的改进。这两类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卢卡斯指出：分析人力资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人力资本水平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卢卡斯引入人力生产部门，提出了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而人力资本水平则取决于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加上本期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有效的提高了经济中的实际投入，自然会相应提高产出水平。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卢卡斯指出：分析人力资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人力资本水平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卢卡斯引入人力生产部门，提出了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而人力资本水平则取决于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加上本期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有效的提高了经济中的实际投入，自然会相应提高产出水平。
“边干边学” (learning by doing)模型。由阿罗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后期为罗默的理论所吸收和沿用。阿罗试图提出一个“知识积累的内生理论”，并以此解释技术进步现象。阿罗认为，知识的获得是“经验的产物”，而不仅是时间的函数，企业在投资与生产的同时，会逐步积累起有效的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反过来又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所以，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副产品”。
（一）政策含义
从新增长理论模型来看，其主要在研究投入因素时，更加注重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因素。其主要的政策含义：
（1）加大教育力度以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在实证研究中，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得出的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要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而不是缺乏物质资本投资，阻碍了穷国赶上富国。在此，人力资本被赋予了高于物质资本的含义。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并使总的规模收益递增，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由此可见，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其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从长期看，一国只有不惜在教育领域上倾力投入，才有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2）重新确立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否定了政府对经济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的结论，依据知识随投资的增加而扩散的原理，提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政策如补贴教育、研究和开发、刺激物质资本投资、激励新思想形成并快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等等。巴罗则进一步将政府作用内生化，认为政府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在生产中它是一种“公共资本品”，没有这种公共资本品，则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和劳动就会面临递减收益；相反，如果引入这种资本品，则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函数，一国经济在这一函数下就会出现持续增长。
（3）政府兼顾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新经济增长理论断言，长期以来，政府仅仅重视经济周期是完全错误的。总体看来，有效的政策除致力于消除或减少通货膨胀与失业外，还要关注技术创新与进步。政府应集中精力资助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诸如R&D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改革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培养等。当然政策应该谨慎的实施，以免对经济产生误导作用。
（二）缺陷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入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
（三）评析：
总之，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对处于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国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树立重视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观念。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的观点对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教育培训为主体的对人力开发而投入的费用，具有比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投资收益率。经济发展的恒久动力及决定性因素，正日益由物质资本的投入转向人类自身开发的人力资本投入。
(2)加速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认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边干边学都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这些观点对加速我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上。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比重，使教育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鼓励社会增加教育投入：吸引和激励海外华侨捐资办教育；积极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办教育；强化企业与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提高各单位教育投入；在广大农村地区，鼓励和宣传一部分富裕农民集资捐助教育，为农村教育筹集大量资金。提高个人、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这是教育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增加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4)加强研发工作且创造、推广和应用新知识。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用于研发部门资源的多少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高低，因而，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必须在研发部门多投入资源，以提高知识积累率。新经济增长理论还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封闭的国家。我国的经验也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显著的快于1978年以前。
四、制度创新决定理论
从以上三个经济增长模型看，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的经济增长的因素越来越多，从开始的只注重资本，到注意技术进步，再到注意人力资本。但是这些经济发展理论都忽视了制度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尽管新增长理论在打开索洛余值这个黑箱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然而缺乏对制度问题的深入考察就是其致命要害之一。由于未能看到发展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其那些经济理论假设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存在的，其制度的缺陷，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可以说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其制度的缺陷制约了其持续、和谐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派则将其全部精力投注到考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上，也从此开创了对经济发展理论对制度的研究的先例。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等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创新，而在制度因素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为重要，导致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是产权的界定与变化。由于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通过推行制度上的创新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一）政策含义
（1）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分析生产过程和经济发展时，假定市场是完全信息、明确界定产权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而忽略了交易费用的存在，这造成了在此模式的分析逻辑下，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因素被排除在外。但诺斯认为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才出现了某些用于降低这些费用的不同的制度安排，经济增长与作为组织人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权力关系是分不开的，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2）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该理论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的机制，将个人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因此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起着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作用，在没有技术变化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
（3）产权是制度中的决定因素，有效率的产权结构能促进经济增长
强调产权是生产制度中的决定因素，有效率的产权结构能促进经济增长。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在增加获利的可能性与减少费用，体制正是通过定义和保护产权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促进经济增长的。此外，产权的界定与变化是制度变迁的诱因和动力。
（4）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产权，
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藉以维护经济增长。国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产权结构的效率来进行。
(二)缺陷
（1）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
（2）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
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3）他要求经济学家理解人类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
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
（三）评析：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四）给我国的启示：
制度经济学研究已经在我国开始研究，如周其仁等一些经济学家，积极探讨制度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同时当前我国很多问题也与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有关，如当前的分配不公问题，很多都是由制度漏洞引起的。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应该更注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只有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以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模型为其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基本上是以“资本化、计划化、单一化”的三维一体化的控制理论，而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经济发展理论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打开索洛余值“黑箱”的钥匙，它包括了知识、人力资本、分工以及制度创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综合，也不能说完全解释了经济的增长问题。但至少它给予了我们许多启示。寻找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增长模式。资料表明，各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不是使用一个通用的模型就可以反映，发展中国家有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特殊性。可以说，建立一个人口众多、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型是非常具有挑战意味的。正如卢卡斯所说，印度政府应采取什么措施使其经济增长如同印尼、埃及一样快呢？如果能，应采取什么措施呢？如果不能，其根本原因何在呢？这些问题成为焦点，新增长理论从产生发展至今，历程短暂，在对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寻找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方面尚需不断完善与充实。 其中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同时还应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坚决贯彻“科教兴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