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大校长公开信

尊敬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

    说起来惭愧，作为教授，我还真不知道您治学治哪块田地，几个月前甚至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我知道您，是在今年三月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尤其您在“两会期间”的相关发言引起了我的关注。关注的另一位是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这是因为，您二位虽同是校长，但观点有时却那么不同，近似辩论赛中的正方和反方。坦率说来，朱校长的发言令我兴奋和激动，如风雪夜归人终于看见远处自家柴门如豆的灯光；而您的发言却让我重新折回凄迷寒冷的风雪旅途。这里只就两点和您商榷，作为广义的大学同行之间的对话也好，作为教授向校长的进言也罢。

    第一点，您坦言“我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比如盖楼房，还得靠行政权力”。不知您说的“盖楼房”是不是受了梅贻琦校长治校名言的启发：“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愿不是——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即您作为校长好像对教授治校的由来和本质不甚了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过去某一时期，教授治校都基本以治学为核心。和在工地头戴安全帽指挥盖楼未必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西方且不说了。在中国，蔡元培是倡导“教授治校”第一人，而由蒋梦麟继承和发展，在梅贻琦主政的清华形成较为完整的框架。察其内容，在北大主要由教授选举教务长；在清华，主要由教授会推举代表同行政当局组成评议会。而教授会由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组成，教授籍此参与学校的管理。教授会也好教务长也好评议会也好，我想其讨论、考虑和决定的，可能多是与教学和学术有关的事项，而不是盖楼。即主要行使学术权力，进而逐渐过渡到“教学治学”。就内容而言，二者并无根本区别。当下的问题是，即使“教授治学”也因没有制度保障而未能充分实现。就连小小的系主任以至教研室副主任都不是由教授选举产生的，遑论其他！何况，许多大学压根儿没设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也往往有名无实。除了职称评定，一切由党政联席会议说了算。其实，教授本身要争取的也并非盖楼的权力。这点务请纪校长理解，别这样置换。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想参与盖楼也不应剥夺他们的权力，毕竟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和主人翁。在这一点上，您的同行朱清时校长要清醒得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是啊，作为校长，看清大势并为此推波助澜而不是相反，这点再重要不过。那也才是我等教授心目中的校长。

    第二点，您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大学或校长的行政级别（虽然您说并不反对去行政化）。理由是当社会习惯以行政级别衡量其社会地位时，给学者以一定的行政级别，那不是行政化，而是尊重教授。相反，如果取消，那将是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

作为大学中人、作为在大学行政管理系统中无任何行政级别的草根教授，我特别能理解您无法“对接”的痛苦。但也请您体察我的痛苦，我一不能和副部级或厅局级校长“对接”，二不能同处长甚至科长“对接”，空有满肚子豪情壮志奇思妙想而无人接待和倾听。而若取消行政级别，我这个教授不就可以同任何人“对接”从而扬眉吐气了吗？而若所有的教授都扬眉吐气，那么大学不就扬眉吐气了吗？大学扬眉吐气了，整个国家不就扬眉吐气了吗？当然，即使届时和校长平起平坐了，我也不会总找校长。校长忙，我也忙。所以，我不大明白你总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干什么。中国人民大学——您应该首先找之于您的中国人民即贵校教师们才对头。你是教师、教授们的校长，而不是北京市长的校长。要找，应该由市长们找您。

    想必您也知道，以前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胡適、傅斯年等诸位校长找过、搭理过北京（北平）市长们吗？那时的大学不是办得虎虎生威吗？何况，《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取消来自大学外部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即要政学分开、管办分离。因此，您担心找不到市长的前提届时已不复存在。不言而喻，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教育部敢于提出去行政化，这无异于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柄的自我革命，机会十分难得。作为校长，理应以知识分子的高度敏感、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迎难而上，张开双臂迎接教育界的明媚春光。而不应一味强调困难泼冷水，那叫我们教员、教授多么心冷啊！

    幸亏您不是我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