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后，蒋介石的日记与宋子文的电报等一批民国文献资料相继成为学界争相研究的焦点。在这些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狂妄多疑而又时时自省的蒋介石。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系列书中，蒋介石并非是单纯的民族败类，也并非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准确地说，他更是一个自我迷信、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

　　首先，蒋介石是否亲自下达过“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事实上，“9·18”的晚上，蒋介石正在从南京到南昌的军舰上，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获悉日军已经发动袭击。我们所知道的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来自于解放后张学良秘书的回忆，而后来考证，这位秘书是在1935年后才来到张学良身边，1931年的状况，他并未亲历，所说的证据，自然缺乏可信度。而事后蒋介石知情后，则是希望先拖住日本，然后与德国合作，训练80个师的军队——毕竟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仅靠勇敢和不怕牺牲是不够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阵亡200多万人，师级以上的将军牺牲200余人，消灭日军100余万人——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一旦开战，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誓言，仅从这一点来说，不能简单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败类。

　　在传统的历史课本中，由于阶级斗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蒋介石被当做历史的罪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一切反动落后势力的总后台。但从书中披露的细节来看，蒋介石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对美国，都是站在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蒋介石与苏联、斯大林的决裂，固然有为国民党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考虑，但同时，他也是感觉到了苏联对蒙古和新疆地区的野心，使得蒋介石对其不得不怀有敌意。而在退守台湾之后、抗美援朝之时，蒋介石又明确反对杜鲁门提出的使用原子弹的提议——因为，美国考虑的只是三八线内的利益，而蒋介石考虑的则是中国国土。

　　有趣的是，在日记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蒋介石，以及他在历史事件中的真实心理。蒋介石一生自我迷信，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是基督、太极的化身，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有个著名的三段论：我蒋介石是革命的，你反对我蒋介石，你就是反革命。我想，此种思维方式，也注定了蒋介石日后的失败。在蒋介石1947~1949年的日记中，他开始反省，天天骂自己，与以往的“中国只要有了我蒋介石，中国就不会亡”的狂妄自信大相径庭。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是将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归之于自己的“优柔寡断，多疑，不肯信任”。而今回头来看，这个或许是在性格上造成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他的自我迷信甚至自我美化，却是他至死也不肯面对的真正原因。在他的日记中，只有吴稚晖一个人他没有骂过，孔祥熙、宋子文、胡汉民、孙科无一幸免——“文胆”陈布雷——“是好人，但是坏就坏在身体太差。”即便是爱妻宋美龄，他也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古语说得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蒋介石每次开会都是训话，而不是鼓劲，如何能让他的学生在战场上拥有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