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东
1、寨堡的由来
寨堡，作为一种防御设施，古已有之。《礼记·月令》就有乡民入堡御匪的记载。“高垣深堑，具蔺石布渠……累石为城，树榆为寨，即后世砦堡所自始”。这种善守险要，斩山为城，断谷起障的寨堡的兴起，为百姓躲避兵寇，安全渡过战争岁月起了很大作用。
寨堡，首先是作为一种战乱时期军事斗争的标本存在，就如同现在陈列于各个博物馆中的刀剑箭镞一般，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惨烈的记忆。历朝历代，首先要有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厮杀，老百姓流离失所的大背景，才有载入经典的军事谋略、战例、攻掠与防御，也才有这些谋为自保的绝妙的防御体系和处所。据公元1867年编修的《竹溪县志》兵事纪略篇记述，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曾屯兵竹溪山寨，杨来喜、谢泗及川军“四王”率8路人马，在竹溪“出没无常，多数寨堡被攻破”。仅清代同治三年就有换香寨、秦坪寨等14座山寨被攻破，死难的守寨乡勇就有260人以上。
寨堡是社会动乱时民间用来自卫的一种防御工事，其形式可上溯至魏晋时期的坞壁。一般“高山为寨，平地为堡”。一遇兵灾，民众即以寨堡为藏身之所，保全性命和财产。湖北自宋代以来，每逢兵荒马乱之世，即有大批民众依山结砦自保，并且逐渐由仅是依靠天然洞崖避乱发展到大规模的人工修筑寨堡自卫。这种情况到清代发展到高潮，无疑与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有关。就湖北而言，先有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继之有三藩之乱、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兼之各地大小不等的各类骚乱，使得整个湖北乡村社会长期处在激剧的动荡之中。乡民人心思定，故兴建寨堡之风盛行，并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
大规模的寨堡修筑则是在明末清初。当时湖北叠逢兵燹，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先后多次在湖北作战。崇祯十六年，李自成一度以襄阳为都城，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张献忠也频繁地在鄂东北及鄂西一带活动。一时间军兴孔亟、匪盗肆虐、民不聊生，社会处在激剧的动荡之中。由于农民起义危及到地主豪绅的利益，在明朝统治摇摇欲坠，国家已无力行使其保护职责之时，他们纷纷结寨自保，因而湖北各地寨堡林立。竹溪的寨堡就是在这种情势下纷纷修建的。
2、竹溪寨堡的修筑
据清代同治版（公元1867年）编修的《竹溪县志》，记述的寨名有70多座。《竹溪地名志》普查记录在册、现被命名为村名、地名的古寨有50多座，书中提到的山寨小地名有100多个。
竹溪寨堡的修筑主要集中在嘉庆、咸丰和同治年间，其军事防御的意图十分明显。据同治《房县志·砦堡》载：“东川堡，城西四十五里，高士坪市属长望川，嘉庆五年七月筑；水田堡，城西三十五里，水田坪属盘峪，嘉庆五年九月筑；大本砦，城西五十里，大木山属大水丁，嘉庆五年十月筑……。”房县地处鄂西北，与川陕接壤，其众多砦堡的修筑无疑与白莲教起义相关。类似的的情形也可以在麻城得到佐证。据光绪《麻城县志·建置》所载各堡则多集中于同治年间：“牌楼堡，在县北歧山团，同治五年筑修；三和堡在县东北三合店，同治五年吴道英筑；治安堡、安定堡俱在县北聚石团，同治三年筑……”。清代也有许多寨堡是在原有的旧址上重建的。竹溪县遗存至今的100多座寨堡中，其中老寨31座，但更多的则是在清代新修的，并且与团练互为表里。
竹溪寨堡的修筑多与乡绅有关。在社会动荡之时，要组织广大乡民自发修筑防御工程，其所面临的困难是极其艰巨和繁杂的。光绪《大灵山建堡记》中的描绘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窃以建堡之难，难于行军。军中令出法随，堡则乡之父老子弟、亲故友朋，恩结之不能，威胁之不可。严则敛怨，宽则驰事。以涣散之人情，未经训练，强为约束，一旦有急，能保不解体乎?”因此若非平时素孚众望之士绅难成其事也。事实上，在清代竹溪寨堡的修建过程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士绅倡导完成的。如光绪《黄梅县志·兵事·堡砦》载：“万金砦，邑绅虞敬等偕众姓绅耆公立；东山堡，东山镇绅耆公立；狮头砦，李、何等姓绅耆公立……。”麻城县七家庙：“旧有防堡，明生员袁东纠众建立，已圮。同治四年岁贡袁魁、例贡龚树德同监生李行储等借赵姓地，禀准建修均和堡，垣千丈，容数十万人。”据统计，在麻城县101座寨堡中89%都是由生员等人倡导修建而成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这充分表明士绅在乱世中肩负起了乡村的守望之责。
在筹措修筑寨堡所需要的大量经费上，乡绅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竹溪的情况来看，经费的来源有三种：一是士绅官僚的捐资；二是民众合资；三是按亩派工。由于社会动乱中士绅遭受的打击更大，所以一般士绅都乐于捐资兴建寨堡，在竹溪的大多寨堡修筑中，几乎都是豪家右族出资修筑，他们“或独力自营一砦，或公资合营一砦。”
在竹溪地方志中，我们还发现，寨堡也有乡民集资修建的。而按亩派工这种修建方式则并不需要出钱，只是将各种材料折算成工值然后计亩派工。现以襄阳为例，其方法是“先将土工估计若干，次将寨门、堡门所需砖料石灰等项估计若干，作为土工计算，(如土工一个值钱一百文，火砖二十五块亦值钱一百文)，再计濠墙挖占地亩应补价值若干，亦作为土工计算，再计团内地亩若干，每亩应派工若干”。既然是按亩派工，土地就成为派工的标准，而土地有肥瘠之分，对此当时亦有详细的规定：“山原水田、老岸泥洲为上地；平冈平湖为中地；山岭洼底沙洲为下地。”其亩则按上中下等折算：“上地一亩计一亩，中地二亩作一亩，下地三亩作一亩。”倘若田地有租佃关系，则“一亩课地，地主、佃户各出一半，如主佃不同寨堡，即将所出之工各归寨堡，堡内居民受益较多者应加一倍派工”[1](武备志十二·兵事八·乡团)。这种方法在清代团寨的修筑中较为普遍。
在修筑寨堡的过程中，乡绅往往是担当牵头筹划主持的人。在社会动乱之时，士绅希图自保，也藉此机会实践“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而民众苦于野掠，亦希望得到些许的安宁，即所谓“富贵贫贱异途，身家性命均也”。这正是战乱之时寨堡大量兴建的原因所在，也是地方士绅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社会背景。湖北各砦都设有砦长之职，而充当此任者自然也多半为士绅。
3、竹溪寨堡的特色
竹溪既有山寨，也有水寨，还有土寨，古寨名目繁多，寨堡文化源远流长，是山区特色的旅游重要资源。以水寨作村名的城关镇水寨村，位于县城西郊长旺，古代这里曾经修建过水寨作军营或者绿林好汉营地。根据现存寨台地形推测，当时这里是一片水泽湿地，修寨人用木栅栏圈地围成面积约
竹溪寨堡的大小以人数的多少为定：寨堡大人少不能守，寨堡小人多不能容。大多情形是：堡身高二丈或一丈八尺(高山修寨比堡稍低亦可)，脚宽四丈，顶宽一丈五尺，垛高五尺，中开一孔以便窥望。垛身之内用砖砌基一层，宽二尺，高二尺，垛勇登台便于击贼(垛不高则不能躲人，太高又不便击贼，故垛身内砌基)。濠宜宽，宽则难越；宜深，深则难填。不能开濠之处，应于墙外修敌台(即空心炮台也，又名碉)。敌后台一面靠堡前，一面用砖石砌左右两面，多开空眼以便施放枪。炮眼之高低似乎打贼身为定(太高则枪子冒过，太低则不能远击)。台之远近以彼台此台枪炮子可以相接为定(太近则对放枪炮自击，台身太远则击贼不中)。中分两层，以木板为楼，用梯上下。台上盖瓦，贼逼墙下则两台左右夹击，虽无濠亦可保无虞。[1]
竹溪石寨最多，现存较大的石墙寨堡大约有70多座，保存比较完好的大型寨堡有曾家寨、天宝寨、猴耳寨、换香寨等等。位于汇湾乡双竹园的曾家寨，早年叫七星寨，曾家寡母坟碑文上有记载印证。此寨续建于清代中晚期嘉庆年间，面积约0.5平方公里，顺山势而建，石墙呈葫芦状，有两道寨门。曾家寨东门内壁镶嵌的两块石碑刻有《防寨内之事》、《防寨外之事》等寨规民约及寨堡老主人助学遗嘱，由于“文革”时期“破四旧”，石刻所书年代及寨主名字均被人为凿毁，其余保存完好。据当地村民介绍，碑文所刻年代大约在清代嘉庆二年，距今200余年。特别是《防寨外之事》要求严格，明文规定防守城堡用擂石、荆棘钢钉擂木、陷马坑、孔明炮、火铳、弩箭等武器御敌，森严壁垒，易守难攻，固若金汤。这座古城堡连同碑文保存相对完好，特别是洋洋数千字的碑文，集古代军事攻略、城堡防务、寨规民约、劝言遗嘱于一体，是不可多得的社科书，具有政治、军事、建筑、消防等多学科研究价值。如今这座古寨栽植了板栗等果树，是访古寻幽、探索古堡奥秘的绝好去处。
竹溪寨堡的名头很富文化底蕴。有用数字命名的，如散布在龙坝乡与水坪镇交界处的头道寨、二道寨、三道寨；还有一心寨、二虎寨、三润寨、四方寨、五峰寨、六合寨、七星寨、八宝寨、千沟寨等等；有以颜色命名的，如红心寨、白火寨、青龙寨、黑山寨、黄龙寨等等；还有以姓氏命名的，如罗何寨、安和寨、梅家寨、曾家寨、黎家寨等等。
竹溪寨堡的文化旅游极具开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