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版界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小说集不好卖”的说法，所以小说集也不好出。这一点我有亲身体会。
2009年春，我在网上偶然看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原创推新工程”的征稿启事，深知小说集难出的我就把自己的小说集《毕业前后》打印出来邮寄了过去。我完全没抱希望，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的稿。没想到半年后的一天（2009年8月下旬），我忽然接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说我的小说集已经入选该工程并委托给北京出版社来出了。没想到我的小说集从众多应征之作中经过多次筛选和多轮审稿，竟然最终入选获得了宝贵的出版机会。至少从出书角度来说我应该也算是“老人”了的我入选这“推新”工程，按说也不值得我多么激动，但那个时候我的确是激动了，的确是欣喜非常了。
因为封面设计数易其稿拖延了一些时间，所以，这本书到2009年12月才得以出版，实际则是2010年2月我才拿到书。这书已经几经曲折，所幸我所担心的意外没有再次出现，并且整本书设计得很好（责任编辑的工作更是做得非常专业），视觉效果比我想象得还要好许多。我想借这篇小文表示对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衷心感谢，特别要对策划这套丛书的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策划、推出了这样一个工程，并感谢各位隐身在幕后的我至今也不认识的审稿老师。当然我还要再次感谢为本书作序的著名批评家张颐武先生。
《毕业前后》本来应该是在2008年1月出版的。没想一眨眼就给耽误了两年。
这本小说集里的小说是我近些年来陆续所作，前几年时，我琢磨了好久，终于想到用“毕业前后”来命名之并打算努力寻找机会出版之——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来说，自己的劳动成果倘能出版为书，则这无疑都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有一次，一家图书公司电话通知我，我的《毕业前后》选题已经获得通过，并请我在第二天去公司签订出版合同，对方告诉我初步的出版条件，首印8000册，版税8%，大家一起努力，争取卖个一两万册吧。听到这消息，我甭提多高兴了——我的小说集居然也可以正儿八经像模像样地出了！可谁知道呢，第二天上午当我准备好正要出门去签这份合同时，却忽然接到对方的电话，说事情临时有变，这个合同就不签了，以后再找机会合作吧，云云。这可真是莫名其妙。但我也只能重新开始去寻找这宝贵的出版机会。
找了一圈，却没有结果。无奈中，我只好尝试着去寻求圈中人的帮助。
著名批评家孔庆东先生在邮件中答应帮我推荐推荐——果然是著名的热心肠，真大侠风范也！在此我再次衷心地感谢孔大侠！老孔为我推荐了两家出版社，结果有一家北京的出版社居然看他的面子答应给我出了——当然这也是他们审稿之后才给我的答复。记得是2007年的8月，我去该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首印8000册，版税8%，条件不错了。出版社说计划在2008年1月出版。
我约请孔庆东先生挂名推荐，他也爽快地答应了。我想到联系也还算多的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是否也可以挂名推荐呢，我打电话过去，我很高兴，他也答应了。我又想到联系颇多的著名评论家马相武先生，一打电话，也没问题。我出版第一本小说《校花们》时，曾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谢冕、陈晓明、孙郁等六位名家联袂推荐，这一次，我也想再来一次这样的“联袂推荐”——每个人都是需要大家的扶持和帮助的，像我这样的人似乎尤其。当然，还有一些名家我也想邀请来挂名推荐，如果他们也能答应的话。但我想，不妨缓缓吧，等书的封面开始设计的时候再做打电话邀请不迟。
可我没想到事情又发生了变化。那家出版社新来了位管选题的领导，说是带了一批新选题来的，之前已经签了合同的一些书，出版社打算都给停掉，其中也包括我的这本《毕业前后》。反复沟通、交涉了几个月，这事仍然没有转机，于是我只好跟他们解除出版合同，所幸的是，他们补偿了我几千元的违约金。也罢。只是我的书又不能出了。自然，那些想邀请而暂时还未及邀请的名家我也就暂时不用邀请了。
整整两年之后，我终于意外地获得出版机会并跟十月文艺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并且收入了我在08年、09年所写的新作——中篇小说《房客纪事》和《职场争端》，并且没再发生违约不出的意外。我真的感到很庆幸。因为《毕业前后》入选的是“原创推新工程”丛书，而丛书都有着统一的封面设计和包装要求，出版前我也曾几次努力希望该书能加个腰条，以便我能把各位名家的大名加上再来一次名家们对我的“联袂推荐”，但我的要求没有获得认可，个人的要求不能超越于丛书的总体设计之上啊，于是名家们的大名就没能上腰条为在下的新书助阵了，这是我倍感遗憾的。
我是70年代初出生的那拨人中的一个，对于比我大个七八岁的前辈，比如孔庆东、张颐武、李敬泽等诸位，我在电话中一直都是发自内心的恭恭敬敬、无比荣幸地以老师相称的——按辈分和学问来说，这显然是绝对应该的。可是很奇怪，比我小个七八岁甚至十来岁的80后文学青年，似乎却没有谁叫过我一声朱老师的。莫非70后真的这么不堪？莫非是我太不成功不值得给予尊敬？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依然只有无限的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