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一个患了重病或是绝症的人的身上的病毒所表现出来的样式那样，病灶显示出来的任何极端或是任何离奇，都不过是重症下病毒的反应而已，看到的人不可能再对此有任何的惊讶或是意外了。几十年登峰造极的政治运动所栽下的凶狠和残忍的种子，加上讳疾忌医的心态，以及固执己见下的将错就错和不思悔改，让这罪恶的种子愈发地变本加厉和疯狂滋生了。这种人祸的灾难，是不可能通过多修几条路，多架几座桥，多建几项面子工程，或是多让火车提点速等等涂脂抹粉的掩饰来去除的。这就有了我们现在一方面看到的新闻报道中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却无法回避新闻传播中的灾难深重的矛盾共生现象来；其中之一，就是我才在上海东方网首页上看到的一条早就不新鲜了，也早就没有了意外感和陌生感的不能算是新闻的新闻，题为《湖北警察打厅官妻子受处》。
    点进去，看到一篇来源于《广州日报》记者李颖的文章，题为《警察打厅官妻子受处分 被指获知身份后仍动粗》。说的是：6月23日，湖北省委机关南大门处，6名武汉公安便衣，围殴一名体弱老妇长达16分钟之久；被打者陈玉莲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领导黄仕明之妻。黄仕明和陈玉莲夫妇可以说是祸不单行。他们的女儿黄芃芃原是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 2003届的毕业生，曾患有肾病，2004年在治疗过程中，这个花季女孩遗憾地离开了人世；署名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的网友发帖说，医院“在对黄芃芃抢救及治疗过程中存在着较明显的失误。”今年6月23日上午9时10分，省妇幼保健院退休护师陈玉莲在省委南门越过警戒线时，被执勤武警拦住询问，并要求出示证件。此时，正在执勤的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要求陈退至警戒线外，民警肖邦明、郑志强、蒲全鸿行为粗暴，致使陈玉莲被围殴长达16分钟之久。陈玉莲另外透露，即使在周围群众证明自己的身份后，她仍被送交信访局关押了近2个小时，由两名警察看管，期间不准说话、不准哭、不准打120求救，不准喝水。而且，在获知陈玉莲的身份后，在场警察声称“老子打的就是大院政法委家属，怎么样？”
    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出这样三个问题来：
    一、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领导黄仕明，虽说是省里管理信访的干部，自己真碰到什么事，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我们不难看到，有人动不动就孤注一掷、不顾一切，甚至是倾家荡产、舍生忘死地把冤屈昭雪的宝押在信访上，连省里信访办的头头自己的女儿含冤去世，自己的老婆被人像是老鹰抓小鸡一样地收拾还无能为力呢，别人就是捞到了这根救命稻草，还能有多大作用呢？再者说，我这个老法律工作者，也一直没想明白：我们高呼着建立法制社会，却又自觉不自觉地拿信访做挡箭牌，这样的法制理念是不是太原始、也太粗放了呢？
    二、不管是文章的报道还是网民的议论，都让我感到了一句潜台词：人家省级官员的妻女或被冤打、或被冤死，也不过如此，被冤死的至今不了了之，被冤打的，行凶者不过是被不疼不痒地做了点处分的游戏而已；其他没有人家省级领导那种架势、那种神气、那种威慑和那种权力的人，假如碰到了这档子事，就更得做缩头乌龟或是忍辱含恨地苟且偷生了。这种想法和这种意识是最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国民心态；也因此，有些人才会狗眼珠子看人低，或是狗仗人势地恃强凌弱。这应该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但在我们这个大杂烩的社会里并不少见。
    三、引起我最多关注的是行凶者的嚣张和猖狂样。一个年老体弱的老妇，有没有必要召来六个年轻力壮的男人的围殴呢？为何我们本应该是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警察，会热衷于抱成团去对付一个不堪一击的老妇人呢？围殴了16分钟之后还不肯罢手，又将老妇关押了两个小时，其间还是四不准，不准说话，不准哭，不准打120、不准喝水；这老妇甭管是什么来头的，这人民警察也甭管穿的是便衣还是警衣，其内心就是这样来鄙视赋予了他们神圣职责的人民大众的吗？是谁用什么方式把我们警察队伍并非个别的警人，训练成了警犬呢？是什么让这几只气焰过于嚣张的警犬，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们那由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当成了狗屎踩在脚底下，又随意地侮辱、践踏和蹂躏呢？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不断频发着各种各样的或个人或群体的袭警案，比如，发生在上海的北京青年杨佳袭警案；任何人违反法律构成犯罪当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在这愈演愈烈、层出不穷的袭警案背后，有没有太多地警犬伤人所造成的官逼民反意识下的逼上梁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