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磊 合著

　　备受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已曲终人散，此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对全世界做了一次应对气候变化的总动员。气候变化博弈的实质是排放权与发展权的争夺，谈判的结果会对世界各国在维护气候安全背景下的发展模式进行制约或重新定义。虽然谈判各方没有就关键问题做出妥协，大会只通过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但哥本哈根会议却是全球范围积极关注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开始。

　　一、发展权之争：哥本哈根博弈本质

　　从经济学角度看，大气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以及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随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容量更成为一种经济上的稀缺资源。早在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八国集团同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时就已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被视为“拯救地球最后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毫无成果，在于国际气候谈判已变成了“零和博弈”。哥本哈根会议上各方围绕谈判机制、减排目标和资金供给三大问题展开激烈博弈，博弈的实质是排放权与发展权。

　　首先，根据授权哥本哈根谈判的“巴厘路线图”安排，哥本哈根谈判应沿用“双轨”谈判机制，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长期合作谈判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后期承诺谈判。这种机制安排的好处是，既能将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的美国纳入谈判进程，又可以维持各阶段承诺的连续性与可比性。令人遗憾的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伊始，发达国家主张将谈判并轨，仅保留《公约》框架下的谈判，企图扼杀《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执意并轨的意图，在于抹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控制温室气体责任。在南北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这无疑将加剧双方的发展差距。

　　其次，减排问题历来都是气候谈判的首要问题，减排目标决定承诺各方的发展空间。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各方分歧很大。如果以《哥本哈根协议》所主张的2oC为全球升温的阀值，那么世界需要最迟在2020年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排放。在碳预算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多排放一些，其他国家就得少排放一些。换而言之，就是一国获得的发展空间多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就相对少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要逼迫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量化减排承诺而自己却不愿做出进一步的减排承诺；不难理解各国在减排承诺上都如此谨小慎微；不难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丹麦草案”主张不平等的人均碳排放标准如此震怒。一切皆源于发展空间。

　　最后，资金供给问题影响供需双方的国家投资。由于发达国家政治意愿的缺乏，资金问题成为了哥本哈根会议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资金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个重要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能够直接缓解他们广泛面临的迫切问题 ——贫困。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还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投入，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提供资金的作用则是相反的，增加了财政负担，减少了国家投资。资金供给及其大小问题上的争夺实际上是供应方和接受方在各自发展问题上的交锋。

　　二、世界之行动：国际低碳经济推动

　　从目前发展趋势上看，尽管哥本哈根谈判陷入困境，但全球朝着低碳经济发展的方向不会改变，这既是由气候博弈本质决定的，也是各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要。哥本哈根会议虽然令人遗憾，但也给各国政府及民众上了一课，一个普遍的观念共识正在全球达成：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在无硝烟的气候变化博弈战争中，制胜武器是低碳经济。实际上，不少国家早就摩拳擦掌，研制低碳经济这一克敌利器。

　　一个国家的低碳经济政策所创造的市场需求，可能吸引多个国家增加生产供给，进而通过各自国家的政治进程创造新的低碳需求。这种“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不仅可以巩固技术领先者的“战略高地”优势，而且有可能导致技术标准、贸易规则的改变，从而进一步扩大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优势，以及其在《公约》推动下率先形成的国内低碳市场环境，在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发展上占有一定的有利条件。

　　自2003年英国政府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不仅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相继制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而且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经济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陆续开展了低碳经济政策研究。低碳经济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更主要的是出于产业竞争力的考虑，低碳经济有条件成为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减缓的背景之下。

　　欧盟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积极推动国际温室气体减排。2000年以来，欧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政策、机制和行动计划，推动其成员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欧洲新能源政策，等等。特别是2008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气候变化行动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提出3个20％目标，即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能效提高20％，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20％，并将低碳经济作为国际合作的核心要素，极力输出其碳交易规则和碳市场管理做法，旨在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

　　美国对国际气候合作虽然态度消极，但这并不表示其在推动自身低碳发展方面也无动于衷。2003年，美国出台的《能源部能源战略计划》把提高能源效率上升到能源安全战略的高度。2006年，美国公布新的气候变化技术计划，推动在新一代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研发与创新，尤其是资助碳捕捉与封存技术。 2007年，美国宣布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到2013年可再生电力在美国电力消费量中的比重将达到7.5％。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到2020年和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水平分别减排17％和83％。此外，奥巴马政府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

　　日本提出“低碳社会”概念，倡导在低碳排放和气候安全的条件下建设富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实施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2008年“福田蓝图”提出把日本打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并选定了13个城市作为“环境模范城市”（即低碳城市）。除了在能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之外，日本多年来一直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将利用生物发电、垃圾发电、地热发电以及制作燃料电池作为新能源，特别是对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寄予厚望。经过多年发展，太阳能在日本已逐渐普及，很多家庭都购买了太阳能发电装置。2009年，日本政府实施税收减免优惠、提高燃油税等鼓励新能源车消费的刺激政策，推动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很快意识到低碳经济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措施推动经济的低碳发展。印度强调保障能源供应，努力降低能源使用的碳强度，采取的政策举措包括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提高电厂发电效率，强制能源审计制度和能效标识制度，出台节能建筑法规，以及加快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引进清洁能源技术等。巴西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加强森林管理。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节能领域，巴西提出将继续推进实施国家乙醇燃料计划、国家生物柴油生产和使用计划、替代能源发电扶植计划、国家节约用电计划、油气及其衍生品合理使用计划，促进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墨西哥重点提高能源效率，并强化林业和土地利用管理。墨西哥将减排重点放在“能源生产和使用活动”以及“森林、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业活动”两个主要领域，其中与能源活动相关的减缓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在水泥、钢铁、制糖等行业发展热电联产，用天然气替代燃油发电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等。墨西哥还考虑首先在石油和电力部门分阶段试行碳排放交易制度。

　　三、中国之抉择：低碳经济发展路径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为包含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全球性挑战。哥本哈根会议成为各方激烈博弈的大舞台，中国被推上风口浪尖。总体来看，各国普遍认识到，协调气候变化和发展问题，只能选择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2010年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与此同时，地方上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已次第展开。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国务院会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意通过自主的减排行动，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强调的那样，“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在哥本哈根峰会前,中国政府“将在2020年前碳减排40％〜45％”的表态彰显了大国的责任。哥本哈根会议对于中国而言,达成一个合理的减排协议固然重要,借此之机改变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尤其重大。中国目前年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在GDP保持8％以上的增速的情况下，碳排放量的增速也是惊人的。因此，中国为了避免在未来气候谈判中遭受更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履行承诺，低碳发展仍是确定方向。

　　从国内情况看，中国是资源环境问题比较突出、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既有重要性也有紧迫性。与此同时，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消除贫困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增长方式依然粗放，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能源需求还在继续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有较高的预期。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困难。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政治制度、人口规模、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技术水平、环保观念等诸多因素都与众不同，因而在借鉴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时必须考虑自身的特殊性，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低碳发展之路。中国减少碳排放，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就目前而言，中国同时面对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经济结构失衡，发展低碳经济既具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率先迈步的情况下，中国绿色突围之路只有多头并进，才能奋起直追。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正催生以低碳技术为支撑的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大局。因此，中国必须周密安排，化挑战为机遇，有序推进低碳经济新产业发展，争取在“十二五”期间打造一批在低碳技术领域掌握核心知识产权的先进企业，建设一批有典型意义的示范城市，为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和全面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打下坚实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