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午后被朋友拉到了蓝色港湾，商谈剧本最后的相关事宜，看来，我的闲暇时光就要暂告结束了。

    朋友的助理将合同交予我，我扫了一眼，没细看，我说，让我回家再看吧，过去我对合同一向不重视，以为此为君子协定，不重要，重要的是责任与态度，结果吃了不少亏，所以这次我要认真。

     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精神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则，那就是人所共知的“契约精神”，所有的平等、法治、诚信乃至制度设计均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所以西方的制度发展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即便遇到危机亦能自我修复;而我们国人则缺乏这种契约精神，什么都是哥们义气，什么都是所谓的“一句话”，即便建立了一纸契约亦形同虚设，结果搞得诚信丧失人人自危，道德与伦理精神几近丧失殆尽。

    所以这次我重视，只有尊重了相互间的契约，才能有效地保护彼此的权利与义务。

    小助理说，王老师，我们也不懂这类合同，没搞过，这一份是从网上下载的统一格式，您看看，需要修改告我们一声。

     结果回家一看我大吃一惊，而且愤慨。这是一份纯粹的霸王条款，从头至尾根本没有考虑到编剧的权益，用一种强权式的口吻与语调掠夺性地将甲方的权利强势维护，而编剧的权益则被挤压得无以生存。

    我看着看着义愤填膺，将合同掷在了地上，很想立即打电话给那位朋友，将我的意见一一告知。我是一个有话必须要说的人，我不会掩饰，不会打圆场，不会敷衍，不会得过且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这类合同不仅仅是事关于我个人，亦事关所有的同行，什么人竟敢将这么混帐的霸王合同挂在网上，居然没人予以评说与抨击？太诡异了！

    可我电话没打通，对方关机了，一看表，哦，确实太晚了。

    上午起床后认真地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我不能太情绪化，我相信对方真是不懂，而且从他们的角度说，一旦合同考虑得均为他们的权益，他们肯定是无疑义的，没有人会真正地为另一方着着想，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契约一说，这就是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博弈与较量。

    好在我在这一次的事件中是强势者，好在我的名气会让我有一定的话语权，我有条件讨价还价，可是那些初来乍到的入门者呢，他们是不是遇见这种事就要忍气吞声？

    社会真是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权利是靠每个人自己争取，“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是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一九八九的一天当我们高唱着它，挥舞着手中的大旗，豪情满怀地走在大街上时，我真正理解了这首属于无产阶级圣歌的深刻含意。

    所以我决定，这份合同作废，重新起草一份，将编剧的权利一条条加上，彼此尊重，让它成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范本。

    礼平今天与他的老同学出游了，他们当年北京四中的一批学生是文革其间的弄潮儿，四中的名字由此而名满中华，国为在这个学校产生过被江青镇压的联动分子，即：闻名中外的“五一六分子”，许多人因此而被关进了监狱，他们中大多是高干子弟，就连礼平本人亦被关押了一段，今天他们再度聚首京城郊外，重述当年，由头来自于我与礼平的那两次“对话”，所以礼平执意让我也去与大家见一面，我婉拒了，我属于那个年代的小弟弟一辈，在长兄辈面前只有惭愧，虽然我对他们那一段经历极为好奇。

    我告知礼平，我们就要开始练活儿了，这是你近一段最后一次出游，从后天始，我们就要进入状态，一场真正的硬仗在等着我们，我们必须出好活儿，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目标，亦是一份责任。我还告诉他，资方要求我们在此其间闭关写作，安排我们到一海边观景宾馆住一段，安心创作。礼平却告我，他与一同学说好了，先到他的别墅去住几天，聊聊剧本构思，他还告我这一老同学是谁。

    是一位我如雷贯耳的人物，其父是当年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文革惨遭迫害，礼平希望我能与他见上一面，而我，感兴趣的是前一段一位律师公案与此公有关，无辜受连，我甚至为那一公案愤愤不平地撰文评说，我想知道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法律竟形同儿戏？礼平感叹地告我说，他这次见到这位老同学时，真是感觉他老了，满面沧桑，酒后竟会抱着他号啕大哭，但依然正直淳朴。他比我还小一岁，礼平最后说。    

    我答应了礼平，先到他家住上几天，顺便与这位大哥哥聊聊，我相信他内心是孤独的，有满腔的话想对人诉说，我想我会是一个真诚的倾听者。

    可我在所谓的观景宾馆住不了几天，人生有时挺有意思，没事时天天日复一日，而一旦有事了，所有的事情都会纷至沓来，我八月中旬可能还有一挺大的事，我只能兼顾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很想藉此机会逃离一下城市的喧嚣，在一安静的所在陶冶一番心情。

    过几天，我的博文或许会少了下来，我要进入新的创作，但我仍会写，因为写博于我不费吹灰之力，它是我休息的一种方式，但我在心中隐隐地期待这一次的挑战，它是一次攻坚战，我与礼平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虽然我不如他那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