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28日，曾多次参加《工资条例》草案征询意见会的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永琦透露，目前，草案已经完成，并将于近日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条例草案核心内容将突出“调低限高”，即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机制和垄断企业尤其是高管工资的限制。（7月29日《京华时报》）

有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说，目前中国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幸好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没有知识分子去领导，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此言不谬。但反过来看，由于民众没有被系统的组织，没有被知识力量很好地武装，自身也面临着，甚至正遭遇着合法权益不保的现实。

《工资条例》草案把“调低限高”作为核心内容，是这一法规的最大亮点。落实这一亮点，恰恰与民众能不能被有效地组织，能不能被知识力量很好地武装，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增加机制，还是限制垄断企业高工资，要求垄断行业定期公布工资平均水平、涨幅、增长金额等，都需要民众很强的监督力量和很高的监督水平。

如果民众形不成有效的组织，就不可能对最低工资标准增长这些涉及自身利益的决定做出有分量、值得对方尊重和重视的表达，如果民众没有专业知识的武装，就不可能对垄断行业工资福利待遇上涨情况做出有效的评价和分析，而如果没有专业的评价和分析，所谓公开的监督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工资条例》规定的“调低限高”内容，不会自动地从纸上走下来，还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去推动，而民众的力量从何而来？一是要有组织，二是要有知识。只有这样，民众才有力量，才能够推动《工资条例》的具体落实。

在这一推动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是相关的工资专家、学者，不能坐视不管。仍旧是那位汉学家所说，（知识分子）与其提倡知识分子的自由，不如替老百姓提些改良的方法。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呼吁的力量，这时候，知识分子，尤其是相关领域的知识分子，为民众争取利益，其实也是替老百姓做的改良。

事实上，无论是政治上的合法性，还是制度上的合法性，最低工资标准过低，不能持续增长，垄断行业工资过高，不能有效限制，都是存在问题的。对于“调低限高”，也绝非是《工资条例》的首创；相关的劳动权益法律，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都有相关规定，但之所以不能有效落实，在于我们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制度的落实。

被寄予厚望的《工资条例》如何落实“调低限高”的核心内容，在我看来，除了制度本身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之外，如何增强民众的监督力量，提高民众的监督水平，恐怕才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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