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报道里知道，今晨钱校长离世往生。痛。
我98年底来上海大学，是得益于校长广纳贤良、办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教学思路的，第一批按特殊政策引进上海，进上大的人员之一。
没有校长的思路和胆略，我来不了上海。那个时候，国内的人事政策、户口制度等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人事管理还不是用法律来规范，各地有各地的土政策。我南京大学博士以后以后，尽管在学界已经有些影响，国内数所重点大学邀我任职，但是听说我没有档案，后来很多学校都退却了。那年的招聘会上，我正跟另一所大学的人事部分接触，上大的人事处干部在边上看到我的材料，力邀我来上大工作，他们的开放、主动、实干，让我感动。进上大，我没跑任何门路，走任何后门，但是，每件事儿，都顺利且让人温暖。我还没有报到，上大人事处就把过渡房提前给了我，使我太太在上海能有栖身之所……
多年来，我一直是带着这种感动的心情在上大工作的。
进校当年，常务副校长方明伦教授召集我们开会，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说，“上大对我们很好，我们没什么困难！”（当时是真的这样说了！）方明伦副校长又提出，给我们每个博士配台电脑，我又说，“不用给我们个人配了！如果买可以给系里公用！”（当时是真的这样想的，因为当时上大刚刚搬家到大场，系里的办公设备还不齐全。）会议结束回到文学院，院长对我说，“葛老师，学校关心你们新来的博士，是希望你们早出成果，怎么学校的关心，你都不要呢？”老实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只知道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学校。
到上大以后，跟钱校长有过几次接触。
一次是刚进校的时候，钱校长找我谈话，那个时候，中文系只有2、30人，有博士学位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古代文学老师两人，还没有现在的规模，当时，要不是跟钱伟长校长接触过，真不敢想会有今天的成绩，没信心，也没胆量。钱校长找我谈话（他有找青年教师谈话的工作惯例），我汇报一部分，他想知道，我对中文系现状的看法，相对来讲上大语言学和现当代文学比较强，两个里面重中之重放在哪个学科好？等等，我当时刚来，情况不了解，说得不多。多数是在听他老人家谈，印象深的，是他谈到什么是大学学习的问题。
他说，大学学习，教知识当然需要，也有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知识，给学生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当时，我还没有教学经验，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启发了我，我后来开门上课，上研究型的课，获得了一点儿成绩，创造了单门课程选课人数过千的记录，学校需要修改课程选修程序，还获了教学奖，跟钱校长的这个启发是有直接关系的。
他还谈了他对上大的设想，对中文系学科建设的设想，听了校长谈话，才知道我们应该有多大的雄心，应该有多大的抱负，没有听校长讲话，心里没有宏图，根本想不到10年后今天，我们就能有两个博士点、有博士后流动站，当时，就觉得我们很低，埋头教书就好了。
和校长谈话，还有一条印象深的 ，是他谈很多国外的情况，激发了我去国外访学和合作研究的欲望，本来是以为研究中文是无需出国的，但后来我去剑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都和这次谈话有关……
跟钱校长的第二次接触是听他讲演，他讲的是一个人类学课题，契丹族起源与流变。他用语言学等综合方法来考察契丹族起源、发展，考辨其迁徙路径，等等，一个数学和力学专家，能这样精神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让我吃惊，当时，我正为自己的研究感到苦恼，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自己的人生问题的大和学问的专业的窄有冲突，我在研究户口制度、研究上古人类史、西方哲学史上的兴趣日增，差不多要放弃文学研究的样子（写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篇悼词》那样的文章）。校长的这种研究方式，开启了我的思路，对自己要有信念，人心要大，学问也要大，要有民族、国家的指向，不要受所谓专业的限制，专业本来都是通着的，后人是自己做了牢笼。
后来就是座谈，钱校长来系里找大家座谈中文系的发展，那个时候，钱校长已经决定要优先发展现当代文学专业，建博士点。时任中文系主任钱乃荣教授，是研究语言学的，但是，他跨越了专业的门户之见，一心支持发展现当代文学，把资源都倾斜给了我们，让我们引进了四位教授……
最深入的一次谈话是我从剑桥大学回来，那是04年秋天。
我听说他老人家身体不好，就想去看看他。通过他的助手徐老师约，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同意见我。
知道他老人家身体不好，不能接见很久，所以，原本也没想到要具体谈什么，只想看看他，10分钟也就可以告辞了。但是，他追问我很多中文系建设的问题。
见面没寒暄，他劈头就句：你觉得我们上大中文系现在怎么样？我当然说好话，他老人家关心的事儿我们真是尽力了，再说，我们的确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他反问：是这样吗？我们跟复旦比，怎么样？我们赶上了复旦没有？
我就噎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
当时，大不列颠学术基金会资助我到英国访问一年，加上之前我在新加坡、法国的经历，我在国外的研究和讲学经历给我很多想法，包括对中文学科的想法，在英国的时候，我感觉，未来的高校文学教育，可能应该以“创造性写作”（我们翻译成“创意写作”）为主要方向，这是中国文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文学教育是明确告知“不教写作”、“不培养作家”的，这个体系教语言、教文学史、教文学理论，但是，就是不教文学创作本身，不教创造性思维和写作，这是没有前途的，当时，已经有中文系学生找不到工作，跟文化产业、创意产业部衔接的弊病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说明整个中国的高校文学教育都要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中的文学学科应该有一个大检讨。
我就开始说这个，他听得很仔细，追问不少细节，徐老师进来两次，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才让我告辞。
那次见面，我感到校长身体不错，思维敏捷，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三天后，他的助手徐老师来电，说校长要我写个报告，要我把对中文系教育教学想法整理成文字写给他。我赶紧准备资料，收集数据，用三天时间，写了一个稿子，交给他。真写书面的稿子，心里是很不自信的，但是，一个星期后，徐老师来电，说校长批转了我的报告。尽管当时的报告只是一个观念报告，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和规划提出，校长的这个态度却让我感到抱愧，我是觉得我说了一件本来跟自己无关的事儿，而校长却把它当做大事儿批转。
写报告的时候，发现自己对问题的思考还只是皮毛，很多问题没有想透，这让我不得不马上提起精神，进一步收集海外资料，翻译学习，此后，创意写作研究好几年研究成了我常态教学科研之外的一个“私密”任务。
后来，在学校、学院、系相关主管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逐渐扩大了工作，如今我们上海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创意写作中心，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本科“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平台”，我们翻译和编写了大量资料，现在一套教材已经编写完毕，我们还开设了两门创意写作实验课程。我们中心对外，和美国一所高校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对内，和影视学院建立了合作机制，明年要开一个国际会议，同时办高级研修班，等等。
可惜，我们还没有做好，还来不及拿出真正过硬的成果讲给校长听，校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自信给出答案，校长就已经过世，校长看不到我们进展了。痛哉。
钱伟长先生介绍
1912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1931年至1937年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后改为院士），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并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
我98年底来上海大学，是得益于校长广纳贤良、办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教学思路的，第一批按特殊政策引进上海，进上大的人员之一。
没有校长的思路和胆略，我来不了上海。那个时候，国内的人事政策、户口制度等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人事管理还不是用法律来规范，各地有各地的土政策。我南京大学博士以后以后，尽管在学界已经有些影响，国内数所重点大学邀我任职，但是听说我没有档案，后来很多学校都退却了。那年的招聘会上，我正跟另一所大学的人事部分接触，上大的人事处干部在边上看到我的材料，力邀我来上大工作，他们的开放、主动、实干，让我感动。进上大，我没跑任何门路，走任何后门，但是，每件事儿，都顺利且让人温暖。我还没有报到，上大人事处就把过渡房提前给了我，使我太太在上海能有栖身之所……
多年来，我一直是带着这种感动的心情在上大工作的。
进校当年，常务副校长方明伦教授召集我们开会，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说，“上大对我们很好，我们没什么困难！”（当时是真的这样说了！）方明伦副校长又提出，给我们每个博士配台电脑，我又说，“不用给我们个人配了！如果买可以给系里公用！”（当时是真的这样想的，因为当时上大刚刚搬家到大场，系里的办公设备还不齐全。）会议结束回到文学院，院长对我说，“葛老师，学校关心你们新来的博士，是希望你们早出成果，怎么学校的关心，你都不要呢？”老实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只知道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学校。
到上大以后，跟钱校长有过几次接触。
一次是刚进校的时候，钱校长找我谈话，那个时候，中文系只有2、30人，有博士学位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古代文学老师两人，还没有现在的规模，当时，要不是跟钱伟长校长接触过，真不敢想会有今天的成绩，没信心，也没胆量。钱校长找我谈话（他有找青年教师谈话的工作惯例），我汇报一部分，他想知道，我对中文系现状的看法，相对来讲上大语言学和现当代文学比较强，两个里面重中之重放在哪个学科好？等等，我当时刚来，情况不了解，说得不多。多数是在听他老人家谈，印象深的，是他谈到什么是大学学习的问题。
他说，大学学习，教知识当然需要，也有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知识，给学生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当时，我还没有教学经验，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启发了我，我后来开门上课，上研究型的课，获得了一点儿成绩，创造了单门课程选课人数过千的记录，学校需要修改课程选修程序，还获了教学奖，跟钱校长的这个启发是有直接关系的。
他还谈了他对上大的设想，对中文系学科建设的设想，听了校长谈话，才知道我们应该有多大的雄心，应该有多大的抱负，没有听校长讲话，心里没有宏图，根本想不到10年后今天，我们就能有两个博士点、有博士后流动站，当时，就觉得我们很低，埋头教书就好了。
和校长谈话，还有一条印象深的 ，是他谈很多国外的情况，激发了我去国外访学和合作研究的欲望，本来是以为研究中文是无需出国的，但后来我去剑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都和这次谈话有关……
跟钱校长的第二次接触是听他讲演，他讲的是一个人类学课题，契丹族起源与流变。他用语言学等综合方法来考察契丹族起源、发展，考辨其迁徙路径，等等，一个数学和力学专家，能这样精神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让我吃惊，当时，我正为自己的研究感到苦恼，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自己的人生问题的大和学问的专业的窄有冲突，我在研究户口制度、研究上古人类史、西方哲学史上的兴趣日增，差不多要放弃文学研究的样子（写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篇悼词》那样的文章）。校长的这种研究方式，开启了我的思路，对自己要有信念，人心要大，学问也要大，要有民族、国家的指向，不要受所谓专业的限制，专业本来都是通着的，后人是自己做了牢笼。
后来就是座谈，钱校长来系里找大家座谈中文系的发展，那个时候，钱校长已经决定要优先发展现当代文学专业，建博士点。时任中文系主任钱乃荣教授，是研究语言学的，但是，他跨越了专业的门户之见，一心支持发展现当代文学，把资源都倾斜给了我们，让我们引进了四位教授……
最深入的一次谈话是我从剑桥大学回来，那是04年秋天。
我听说他老人家身体不好，就想去看看他。通过他的助手徐老师约，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同意见我。
知道他老人家身体不好，不能接见很久，所以，原本也没想到要具体谈什么，只想看看他，10分钟也就可以告辞了。但是，他追问我很多中文系建设的问题。
见面没寒暄，他劈头就句：你觉得我们上大中文系现在怎么样？我当然说好话，他老人家关心的事儿我们真是尽力了，再说，我们的确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他反问：是这样吗？我们跟复旦比，怎么样？我们赶上了复旦没有？
我就噎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
当时，大不列颠学术基金会资助我到英国访问一年，加上之前我在新加坡、法国的经历，我在国外的研究和讲学经历给我很多想法，包括对中文学科的想法，在英国的时候，我感觉，未来的高校文学教育，可能应该以“创造性写作”（我们翻译成“创意写作”）为主要方向，这是中国文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文学教育是明确告知“不教写作”、“不培养作家”的，这个体系教语言、教文学史、教文学理论，但是，就是不教文学创作本身，不教创造性思维和写作，这是没有前途的，当时，已经有中文系学生找不到工作，跟文化产业、创意产业部衔接的弊病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说明整个中国的高校文学教育都要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中的文学学科应该有一个大检讨。
我就开始说这个，他听得很仔细，追问不少细节，徐老师进来两次，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才让我告辞。
那次见面，我感到校长身体不错，思维敏捷，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三天后，他的助手徐老师来电，说校长要我写个报告，要我把对中文系教育教学想法整理成文字写给他。我赶紧准备资料，收集数据，用三天时间，写了一个稿子，交给他。真写书面的稿子，心里是很不自信的，但是，一个星期后，徐老师来电，说校长批转了我的报告。尽管当时的报告只是一个观念报告，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和规划提出，校长的这个态度却让我感到抱愧，我是觉得我说了一件本来跟自己无关的事儿，而校长却把它当做大事儿批转。
写报告的时候，发现自己对问题的思考还只是皮毛，很多问题没有想透，这让我不得不马上提起精神，进一步收集海外资料，翻译学习，此后，创意写作研究好几年研究成了我常态教学科研之外的一个“私密”任务。
后来，在学校、学院、系相关主管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逐渐扩大了工作，如今我们上海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创意写作中心，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本科“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平台”，我们翻译和编写了大量资料，现在一套教材已经编写完毕，我们还开设了两门创意写作实验课程。我们中心对外，和美国一所高校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对内，和影视学院建立了合作机制，明年要开一个国际会议，同时办高级研修班，等等。
可惜，我们还没有做好，还来不及拿出真正过硬的成果讲给校长听，校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自信给出答案，校长就已经过世，校长看不到我们进展了。痛哉。
钱伟长先生介绍
1912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1931年至1937年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后改为院士），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并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
钱伟长是我国近代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力学领域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一些学术理论分别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 程”和“钱伟长法”，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20世纪50年代，他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 钱”（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之一。
钱伟长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 席、名誉主席。1983年起，他以七旬高龄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