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系列之二
唯一的工人阶级出身的领袖
我们的执政党号称工人阶级政党，然而，事实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绝少是工人出身——有一个，最后还成了叛徒，这就是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曾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两年后进造币厂做工，后来又到轮船上做过事，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出身。也就是这一点，使他以后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原因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比如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就这样，机会到了向忠发手中，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１０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并在１０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去莫斯科。向忠发在莫斯科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表现抢眼，加之他能说会道，其所做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响当当的工人出身加上不错的能力，终于为向忠发打开了通向中共最高领袖的道路。于是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当选总书记后的向忠发从苏联回到中国，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与此同时，向忠发积极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并且宣布自己这么做是为当时处于被批地位的李立三“抱打不平”。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反对，但向忠发却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回国贯彻有关指示。到了1928年11月中旬以后，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苏联人不满李立三的内部消息，又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反李势力大增，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向忠发撤销王明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到12月6日，他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
从此，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中共的党费住洋房，与妓女出身的杨秀贞同居。中共中央通过向忠发之手向杨秀贞支付了八千元的大洋。奇怪的是两人同居了一年多，杨秀贞居然连向忠发是共产党都不知道。
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的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离开上海）。向忠发从中统特工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工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中共中央尊重了他的意愿，但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向忠发在1931年6月21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上海善钟路（如今的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被捕后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向忠发带着特工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却扑了个空——后两者闻讯已经转移。特工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却仍难逃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