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的世纪之问和温总理的五次座谈，引发许多议论。在此，我也贡献一点意见，那就是请大家首先考虑“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系列的时机和路径。

将近60年以来，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都是大学所有专业的必修课。这实在是误人子弟。有人撰文指出，民国时期，只一所清华大学，就在短短20年时间里培养出王淦昌、钱钟书、曹禺、夏鼐、季羡林、陈省身、费孝通、钱伟长、吴晗、钱三强、王大珩、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一众大师。其时，北京大学等其他一些大学也是群星璀璨。这里面可以说的很多，但是他们求学的时候并没有把时间花费在我们现在这种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上，想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钱学森先生去世以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召集他们的谈话整理出来发表，题为《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钱老谈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可是现在，“死记硬背”最是这些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教学的常态，因为学生们根本不相信这些苍白的说教，但是为了通过考试取得学分，却不得不死记硬背这许多他们完全不相信的东西。

钱老推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育，他在上述这个谈话中花了许多时间回顾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深造的体验。除了特别鼓励创新性以外，他还具体谈到一些学科：“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他还谈到“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很高兴”，谈到自己从小“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你看，晚年的钱老，在“本专业”航空以外，谈了物理，谈了化学，谈了绘画、音乐、摄影，还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恰好就是不谈主义思想类理论对他有什么帮助。这不是很可以发人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