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片与断想”（3）：《五四运动的另类视角》
近日，读了张鸣《北洋裂变 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一书，该书从翔实的史料入手，解读了五四运动前后北洋军阀的种种作为，为五四运动史提供了另类视角，值得一读。许多先入为主的孔见偏见，在真实的史料面前真有点汗颜，而且真正值得玩味的是历史的细节。
1.日占青岛
五四运动的起因是日本强占了德占青岛。今天的好地方青岛在一百多年前就是一个小渔村，1989年成为德国的租借地，99年期限。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与德奥是对立的双方，战争后期，中国倒是出了几十万劳工做后勤帮英法打德奥，而日本在战争中虽站在英法一边，除了卖军火没有派过一兵一卒到欧洲战场，但看上了德占青岛，于是，英日联军5万人（日军为主）在1914年打败了1万人德军，青岛从德占变成了日占，并扩大到山东和胶济铁路。于是，中日双方对山东权益展开交涉，中国代表是外务部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两人都过分地软弱。
2.二十一条
1915年，日方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交涉，提出二十一条，共五号，前四号为：要求中国承认日占青岛和山东的权益，承认日本南满、东蒙的权益，汉治萍公司中日合办并由日本支配，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租借给他国，而最厉害的是第五号，即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并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购买日本军械、中日合办军工厂并采买日本原料、长江铁路干线的筑路权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中国外交要与日本商议等。有一种“灭亡中国”的感觉，袁世凯称：“简直似以朝鲜视我”。面对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求助于英美政府，被告知要接受，埋头建设十年再说。袁世凯政府内部反对者也不少，段祺瑞是准备打仗的。最后，除第五号“容后商议”外，当年的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袁称为“疾首痛心、愤惭交集”，5月9日也变成了国耻日。
3.西原借款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袁世凯为了强化统治，听了策士杨度等人的歪主意，复辟称帝洪宪，结果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中83天一命呜呼了。但袁世凯死后，并没有出现日本人所希望的内乱，各方达成了妥协，表面上，在恢复临时约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这一时期，实际上背后是各军阀以“督军团”名义共治、“集体领导”。北洋政府统治大体上分四期，每期四年，1912-1916年袁世凯执政，1916-1920年皖系段祺瑞执政，1920-1924年直系曹鲲、吴佩孚执政，1924-1928年奉系张作霖执政，之后便是国民政府时期了，而五四运动基本在段祺瑞执政时段。而二十一条的签订，在中国社会中对日本人恶感甚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开始“柔软”、“怀柔”了起来，大藏相（财政部长）胜田的过去在朝鲜银行的搭挡西原龟三提出向北洋政府提供借款，而且利率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条件优惠，不像其他借款需要关税或盐税作担保等，大把撒钱，约21000万日元，当时日元与中国银元折算为1两等于1.5日元。这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
但西原借款的目的是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本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以达到控制整个中国国家命脉的目的。而这些借款的大部分最终被段祺瑞政府挪用，用以编练全部照搬日军、日本控制的“参战军”（参战一战欧洲战场，一战结束后，改称“边防军”），段祺瑞自任“参战督办”（后称“边防督办”）。而这些军队最终没有到达欧洲战场，却成为段祺瑞企图武力统一中国的工具，而日本也成功地扶植了段祺瑞亲日政府，染指到中国军队内部，得到了袁世凯政府中未曾得到的利益。
4.皖系执政
通过西原借款，段祺瑞编练了参战军，由其哼哈二将之一的靳云鹏主持；通过引诱张勋辫子军进京立溥仪复辟，段祺瑞“再造共和”反复辟，并借黎元洪之手解散国会，由另一哼哈二将徐树铮出面组建“安福俱乐部”，进而用钱打造了一个听话的小国会，史称安福国会。由此，皖系统治达到了顶点。
而这个徐树铮，是中国现代史上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乘十月革命后苏俄混乱及列宁表示愿废除沙俄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被占中国领土之机，率兵收复外蒙古，进占库伦（今乌兰巴托），这可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唯一一次可收复外蒙古的机会。当然，最后还是因苏联政府背诺而失去。不过，关于徐树铮，我还会另文再述。
由于安福国会的合法性有问题，孙中山在广东发动护法运动，护法运动没有取得成功，但引起的中国西南、西北地方的一系列战争，激发起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热情”。第一场战争于1917年在湖南展开，与湘军、滇桂军决战，段祺瑞派非皖系军队出战，大败而归；第二场战争由皖系军队为主出战，北洋军中第二代人物吴佩孚、冯玉祥崭露头角，而皖系军队大败，直系吴佩孚军大胜，段祺瑞没有论功行赏，将湖南都督给了皖系张敬尧，吴佩孚负气北撤，发表和平通电并与南方军政府签订罢战密约，后来经过直皖战争，皖系灰飞烟灭。
事实上，段祺瑞政府接受西原借款后，一直面临全国人民的质疑与不认同，这种举外债打内战的亲日政策，也是皖系执政终结的社会原因。事实上，因对付苏俄的需要，段祺瑞政府还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中日之间胶济铁路的换文，又为巴黎和会上英美迫中国签字提供了口实。
5.巴黎和会
在这种背景下，一战后，国际上举行了巴黎和会，而巴黎和会却是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英法美等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奥，1919年在巴黎召开了战后的分赃会议。会议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声明，主张废除秘密外交，各国一律平等，在这种气氛下，中国社会和知识界普遍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以为由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
实际的情况是，日本坚持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而西方大国均表示同意，中国根本没有发言权，而段祺瑞政府也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了参邡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
6.五四运动
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把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林长民捅给报界。5月4日，北京大学生开始游行，矛盾直指亲日派官员曹汝霖、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有些人事先准备煤油与火柴，火烧曹家楼，并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围绕着被捕学生的释放、巴黎和约的拒签、惩办亲日派官员、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爱国救亡而展开，并使全国各阶层都卷入其中，连娼妓业亦发表支持声明。
公允地讲，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亲日不假，但并非卖国贼，其执行的是段祺瑞政府的指令，他们本人只是职业外交官而已。火烧曹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反映了学生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曾劝阻却被打，傅于是退出五四运动。章宗祥被打时，被一贯反对日本侵华的日本左翼人士中江丑吉保护，尽管被打，章宗祥在医院为保释被捕学生做了些事，让其妻具呈保释学生。北大教授梁漱溟等人认为“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却遭到批判。
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普遍对中国权益得不到列强认同，心理极其失落情况下的总爆发和大渲泄，但客观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觉醒与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如新文化运动的推进，社会主义等各类思潮的涌入。而就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实际要比袁世凯政府签二十一条时来得好些。
五四运动中，段祺瑞政府除了逮捕学生外（包括以后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张国焘），基本上不敢开杀戒，根本原因系段祺瑞政府始终是一个弱势政府（虽然有武力统一中国的打算），只有济南镇守使马良杀了几个市民。倒是在6月12日，上海租界中群众庆祝游行时，被英国巡警无故枪杀1人，伤9人。当然，整体上西方舆论是对这场运动是表示赞赏的。
而抵制日货运动，却无意中大大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7.后续影响
五四运动，加速了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分裂，这主要表现为以冯国璋、曹鲲为首的直系的形成及与段祺瑞政府的分庭抗礼，而吴佩孚的崛起加速了这种直系代替皖系的趋势。
在湖南，吴佩孚约束军纪及不贪不赌不畜私产的人格，使之声誉雀起（他有钱便购军械扩军练兵）。他在获胜的情况下，却与湘滇桂联军言和，使段祺瑞武力统一之梦功败垂成，并大肆发表和平观点作秀，在舆论和社会上形成了“和平将军”的名声。
而段祺瑞政府派来的湖南都督张敬尧的行为，正好与吴佩孚换了个个，贪赌成性、军纪败坏、任人唯亲、大畜私产，于是，湖南人士发起了“驱张运动”，毛泽东带头率领代表到北京“信访”，去请愿，最后成就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而后来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何叔衡，则到驻军衡阳的吴佩孚处游说。吴佩孚借势北撤，湘军返回，张敬尧部退入湖北被人收编，其本人下野做了寓公，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人勾结，被军统作为汉奸暗杀掉了。
1920年7月，北撤的吴佩孚军讨段，直皖战争爆发，打了七天，皖系大败，直系曹锟当政，段祺瑞下野，皖系统治结束。段祺瑞下野后，有过一段短暂的复出，然后从政坛消失，晚年信佛，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后悄悄离开天津，脱离日本人势力范围，后病故。
吴佩孚的获胜，是吴佩孚充分运用了五四运动赐予他的道义优势的结果，他不仅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还高呼“劳工神圣”、“国民自决”，允许早期中共工运势力在其所控制的京汉路发展，俨然一派进步面目。一但有事，则立即“变脸”，杀了施洋大律师与工人领袖林祥谦。在直系当政期间，吴佩孚坚不举外债，使直系分裂也在所不惜，下野后，身陷敌后的他，在日本人高压及利诱下不为所动，至死不与日本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