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一房实名制或是楼事标本兼治的关键  文/兰洪海

居住是民生问题，民生大于天，人民是可畏的，因此，住房问题就成了举国最为争议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市场经济派还是主张计划经济派，都没有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房价依然不顾治理者颜面的迎风而涨，炒房者依然不顾金融束手的政策知难而上，无房户依然绝望……

治理者考量了古今中外的楼市发展轨迹，又试图“师夷而创新”，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救中国的楼市。中国楼市的治理须得用自己的法子才好。就像三十年中国实行的“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无论人们如何诟病，这三十年中国少生三亿人总是一个基本事实。当一件事事关全民，这件事就不再是小事。楼事亦然。

在楼市调控中，人们无可避免的要将中国的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参数放进去。土地不可再生，不能增加。而人口则跟人口的生育率有关，如果生育率高则土地资源快速进入入不敷出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宋健，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于景元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共同设计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经过无数的日日夜夜，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妇女总和生育率。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同时，他们又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计算出这参量的临界值为2.14。这就意味着，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但是如果超过2.14，则人口永远只是增加，不会减少，如果小于2.14，则人口会逐渐下降。

人口控制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原国家科委组织以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为核心成员的课题组，对此进行深入地研究。结论是，上面政策若开小口，下面实际情况就是决口，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计划生育政策。

1981年，宋健、于景元等人口学家根据中国大地资源、环境等条件，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他们还根据最优控制理论设计了中国人口控制的优化方案。在经过一段严格控制时期后，选择适当时机，例如在2020年，可以适度放松人口控制，最终，约在2070年左右，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

人口控制在中国虽有坎坷，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但这些与其明显的积极效果是无法相比的。它使我国少生了3亿人口，使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有幸享受到小康生活。否则，新增的3亿人口将把整个国家经济和资源压得喘不过气来。

以史为鉴，参考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的经验。如果我们在楼市调控方面实行满足民生的“一户一房”政策，即每户家庭只能购买一套房作为居住用途，超过一套的实行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办法，这无疑将会是大量的投机性客户消化在萌芽状态。住宅不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在市场化的情况下，也能因为高所得税和高出交易税许多的营业税而挤压殆尽。没有利润的投资，谁还会去投资呢？

有人会说，中国不是在推进市场经济吗？我们且不说中国究竟是具备否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就德国而言，人家的市场经济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很多人在考察了德国楼事之后，发现德国的房价很低，普通家庭3-6年收入就足以购买房屋的原因。当住房的投资效用最低或者不显著的时候，也就鲜有人投资住宅。房价问题想必亦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