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30年在一片唱衰声中高歌猛进
徐明天
读到叶檀《特区三十年
深圳的彷徨！》一文，有些观点非常认同。比如，“当市场化不再成为某个城市的特权，深圳的特殊政策反而成为前行的桎梏。这座本应更加开放的城市开始自怨自怜，甚至显露出官僚主义的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既丧失效率又丧失公平”。“如果行政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反而抱住了市场的腿，试图与权贵资本一起后转，那将是中国潜伏在冰山下的最大危险”。
但有一些话并不准确。比如：“回顾中国百年近代史，深圳这个特殊的样板，依靠行政指令体制下的创新，建立了独特的市场，先于中国其他地区，与全球融合”。“这座城市只能乞求上级给予更多的政策，就象许多内地城市一样，把公共关系放在了市场与公平之先，
如此一来，他们离市场与公平的精髓——法治越来越远”。
我并不认为深圳是行政指令的产物，也并没有“乞求上级给予更多的政策”。当年建特区还有珠海、厦门、汕头，后来又有了海南和浦东，但是可以说只有深圳最成功，其他并无特色。其他就是行政指令特区的结果，而深圳独独成功，就是突破了行政指令，深圳的成功在于人。
叶檀又说：“与其他沿海城市一样，深圳处于转型的阵痛之中，当富士康迁往郑州，当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开始北上，意味着急于求进的深圳有可能被高、低两端的劳动者所抛弃。一座城市就像一个人，只有自弃，才会被人抛弃”。这段话说明叶檀基本不了解深圳。她是以国内的眼光来看深圳。
我不完全把叶檀看作是是唱衰深圳，但我要说，深圳就是在被怀疑、被唱衰中走过来的。
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说：“就知识和现实而论，历史科学提供了使学者从一个十足的乞丐摇身一变成为富翁的经验在资料”。因此，包括经济学领域，“惟有以历史考察为依据都有可能取得进展”。
不客气地说，我是国内对深圳30年的历史作过系统研究考察的人，我的《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1979—2009）》目前是唯一系统研究深圳企业史和经济史的系统作品。我对深圳的观点，都源于对深圳历史的这种系统考察。
在我的研究考察当中发现，深圳是伴随着唱衰的声音成长起来的。深圳年年都遭遇批判、谴责、质疑，但深圳并没有衰退下去，反而一路高歌猛进，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我们应该探讨一下的一个话题。
由此，我翻阅众多资料，查找到近30年来对深圳批判、谴责、质疑的一些话题。
1979年，当中央讨论设立的特区的时候，高层意见并不一致，有一种声音就说：“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
1980年，特区刚刚开发，有人说：“他们搞得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是80年代的洋务运动。”
1981年，围绕“大特区”还是“小特区”之争，有人说：“全世界也找不到这么大的特区。按照这样划分，整个特区居民就不下10万人。光养活这些人都成问题，哪还有什么精力搞引进，求发展？”他们主张搞一个6平方公里的“小特区”。
1982年，神秘调查组报告：深圳“外资充斥市场，宗教迷信活动加剧，淫秽物品大量流进，暗娼增多，台湾反动宣传加紧渗透，港台电视也占领了阵地，特区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
1985年，媒体展开对深圳的第一次大围剿。香港媒体发表《深圳的问题在哪里？》，认为深圳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是香港、日本的淘汰设备，引进外资只占30%，主要是港资，做生意赚得钱比工业赚得钱多。特区赚了内地的钱。接着《信报》发表十二评，“过去的大寨”、“邓小平改革偏离正确轨道”、“搞来搞去是假大空”之类的语言成为标题。国内媒体也警示深圳：“当心成为软骨美人”。
1988年，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演变成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有人说：“制造‘蛇口党的的思想政治工作，‘蛇口风波’实际上为这场动乱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上的引导，是这场动乱的一个前奏”。
1990年，一封匿名信在中央高层传阅：“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了”。
1994年，有专家抛出“寻租”理论，历数深圳九大罪状。批判“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是“少数人垄断的市场经济”。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采取的主要手段一是经济寻租，公开贿赂“京官”；二是政治寻租，获得某种优惠政策。特区政策等于享受其他地区的“输血”，从而间接获得一种“租金”。
1995年，著名文化人余秋雨“三赞”深圳，认为深圳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未来深圳在文化上可以和北京、上海平起平坐。结果引来大面积的批判，深圳被称作文化沙漠，最多也是一个文化的三流城市。更有媒体报出特大新闻：“余秋雨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是典型的“文化腐败”。
1997年，香港回归。有人预言，深圳已经逾越了所能达到的政治最高点，上升通道已被彻底封死，此后要么窄幅波动，要么进入下降通道。有媒体进行比较，从1995年到1997年，深圳可谓比上不足，与上海的财色兼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与北京的威风八面指哪打哪，与苏州的异军突起，红极一时相比，深圳显出了几分窘迫，15年呼啸江湖的霸气荡然无存。深圳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城市。“在这个冰冷的城市，听到一句温暖的话，简直像听到一声枪响一样。”
这一年，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演讲，引来一篇“万言书”的声讨。这篇首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万言书”批判说：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私有化，化“公”为“私”，来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2000年，一个在90年代轰动全国的深圳打工妹安子被再次接受质疑：这位既没有本职工作的骄人业绩，又没有过人文学才华的普通打工妹，凭什么一下子成了“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是什么造就了她？撕开舆论光环的包裹，真实的安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安子和“安子现象”本身是不是一个策划？“安子现象”被视作早期深圳的一个梦想的肥皂泡，“安子神话”仅仅是一颗悬在1000万外来打工者头顶的止渴“望梅”。
2001年，一家外地媒体因与深圳邮政报刊发行部门发生发行合同的纠纷，被夸大渲染成深圳“封杀XXXX报”的政治事件，招致国内外对深圳的广泛声讨。尽管该媒体为此被迫作出公开检讨，但最终没有讲出事实和真相，让深圳至今背负捧杀舆论的罪名。
2002年，一篇《孤独的蛇口——一个改革试管的破裂》的文章广为传播。一个回归企业本原，在经济中崛起的企业巨人，被感叹成远离政治后的“落魄英雄的背影”。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鼻祖”，变成一个“病树坐看万木春”的落伍者。
2003年，一个不太适应深圳的竞争环境，不断变换工作和丢失工作的年轻人，写的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被媒体策划包装，再一次，把深圳抛向“十字路口”：深圳正在逐渐失去她的经济地位，而为上海所取代。这次讨论引起的效果是，只要深圳大企业到上海，就被上海媒体发问：“什么时候迁到上海？”。
2006年的富士康“血汗工厂”风波，也应纳入以上行列。有专家一针见血地评价此次风波说，中国肯定存在“血汗工厂”，但如果富士康成了“血汗工厂”，中国制造业就全是“血汗工厂”了。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盘否定，更是对深圳制造业的否定。
2007年，华为的一个员工去世，此后又有几起员工跳楼自杀等事件，每一次都被媒体放大报道，华为文化、深圳企业的成长道路被抨击批判。
2008年初，深圳企业遭遇招工难，深圳产业模式再遭质疑，深圳产业北移、产业空心化声浪再起。
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袭来，深圳企业出口下降受阻，深圳世界工厂的角色被认为动摇。
2010年，富士康遭遇员工跳楼事件，国内媒体集体全力追杀，被指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到尽头，富士康国内布局被扩大为内迁。
在对深圳的评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家香港的亲英报纸，20年中三论深圳。
1979年8月14日，这家报纸的主笔用尖刻、嘲弄的口吻评论：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使中国版图上又添了一个“西洋镜”。这样的“西洋镜”，实际早在100多年前便有之，那就是慈禧太后有限度的改良开放下，诞生的十里洋场上海滩。同样的历史，从小镇起步；同样的模式，以外资为杠杆；同样的功能，成为民众放眼看世界的“窗口”。
1996年2月3日，还是这家媒体这位主笔，第二次严词诘责：深圳今天的成就远不及大上海百年前的辉煌。并且它的成功，是倾全国之血输送，得到特殊政策封闭式保护才结出的一朵谎花。入关在即，内地普遍推行改革开放，试问深圳的阳光还能照射它走多长的路？
2002年，面对深圳惊人的蓬勃活力，这家媒体的这位主笔，终于对他的观察目标作出新的判断：深圳20年的发展经历证明——我们的预言及结论和事实相隔了一个太平洋之遥。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些骇人听闻的惊世之作都已不攻自破，唱衰深圳的声音也从政治转变到经济，从宏观转变到个别现象和企业，声音越来越低。
列出这些史料，看看当年的惊涛骇浪，对眼前的这点小风浪还能在意吗？
最后还是提醒媒体要有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不要制造“坏命题”、“假命题”、“伪命题”、“虚命题”，不过大家可以探讨一些深圳克服无数阻力高速成长的动力是什么这样一个“真命题”。
因此，我不会做“唱衰派”，而对深圳充满信心。这也是我认为深圳超过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