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考试，看上去很怪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遇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哪个哪山唱哪支歌”、“入乡随俗”等等。这些现象与说法，都是说人的行为受到环境与条件的影响，环境与条件变化，人的行为会跟着变化。如果我们把具体的环境与条件概括为规则，那么，规则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规则不同，行为会跟着不同。举个例子，当年在生产队种地，队员的劳动积极性与劳动产量，那是相当得乏善可陈；一旦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的人，同样的地，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技术，个人的劳动努力与劳动成果与之前比较，那是一日千里之别。又比如，改革开放前，干部是讲究资历的，抗战之前的老红军，抗战之后的解放军，同样是退休干部，级别与待遇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是资格越老越吃香；一旦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宣布干部要讲究知识化与年轻化，别的不说，光去看看开大会的场面，老干部们一个个把头发染得黑黑的，干部轮到越年轻越值钱了。

　　考试是一种知识水平的鉴定方法，考试规则不同，学习者的行为与效果也往往不同。目前而言，由于存在中考与高考的压力，我国中小学阶段以应该教育为主，没有条件实行素质教育。在相对没有应试压力的大学里，学校的考试方式与学生的学习效果又如何呢？与国外大学相比，有何差异与差距？且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学课程的设置，必修课比重占了大头，选修课程相对较少。无论必修还是选修课，一般考试的考题范围与内容都是确定的，绝大部份在书本范围以内，每课的考试题目基本上都有标准答案。

　　我旁听过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为本科生开的课程——《新制度经济学》。此课是选修课，考试是开卷的，时间为一小时，内容为30道单选题。每题的答案为“对”、“错”或者“不确定”三个选择分支，考试时任君选择一个，然后说明理由。每一道题目，各人选择的答案可以不同，只要说明有理有据，都可以得到理想的分数。除了期未考试成绩，平时成绩是结合自己的实践与观察，阅读文章写读书笔记，考试与笔记分别占总分成绩的6成与4成。读书笔记写得好的，每次讲课结束后，周教授会邀请10个同学与他一起吃饭，教授与同学们一边吃饭，一边交流观察所得与阅读体会，随时解答同学们的疑问。

　　再来看国外。像美国好一点的大学，他们往往能开设多门选修课，由学生自由选择学习。比如耶鲁法学院，它是美国公认最好的法学院，该校开有许多选修课，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该校绝大部份的考试只有两个结果：“过”（pass）或者“不过”（no pass），绝大部份同学以“过”为主。实在太差的同学，老师感觉你实在不行，考试可能会通不过，就会在考前和你谈一次话，让你努力一点。要是考得实在太差，也往往会给你一个鼓励性的结果——“勉强通过”（low pass）。

　　又比如芝加哥大学，该大学私人开办私人经营，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制度。课程怎么样教，怎么样考，全由老师自主决定。其中有个老师，上的也是选修课，课后有作业，也要求考试。但这位老师从来不看不批改考卷，也从来不看不批作业，而且学生的考试成绩考前就知道了——考前就明确告诉每位同学成绩都是C级。多少年来，从未变化。

　　规则不同，人的选择行为不同，且让我们来看看这种种考试方式下，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效果吧。

　　

　　考法不同，效果不同

　　

　　在考前就知道考试成绩的情况下——要么是“过”，要么是C级，你还去选修某位教授的课程，那么，一般说来，往往是真正对此课的学问感兴趣。这种考前明确成绩的考试方式，把不同兴趣爱好的同学作了筛选，只有不在乎考试成绩，真在乎老师水平，真正奔着老师的学问与思考能力去的同学，才会有积极性选修这类课程。而且，老师不看你的作业，不批你的考卷，只有真想学的同学，才会有积极性去做作业，去认真对待考试。这种作业与考试完全是个人主动学习的行为。

　　在西方大学中，这种注重学习老师思维方式，不在乎考试成绩的学生还是挺多的，比如屡有原创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据张老讲，他在UCLA旁听老师阿尔钦与赫舒拉发的课，竟然分别重复旁听了五个学期之多，而且从不落课。据他介绍，旁听两位老师的课，是没有学分的，完全是为了学习老师的思考方法。后来他作博士论文时，以这两位老师为导师，写就了经典的《佃农理论》，开创了合约经济学范式，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据他讲，要是没有掌握老师的思考方法，是想不出推翻所有前人研究结论的佃农理论来的。

　　不同于我们考试有明确标准答案，美国的考试往往没有标准答案。比如UCLA老师问你“何为货币”？你怎么样回答都是可以的，只要合乎逻辑，又有新意，就可以得到理想的分数。比如有次UCLA考试，教授问：“试述及分析盈利理论。”张五常只答了一句：“经济学没有盈利理论。”就得到了理想的分数。不过小看了这个简单答案，要是承认盈利概念与理念，经济学生产成本与生产理论就会在逻辑上有冲突，只有深入思考过多种生产成本概念，系统考虑过生产理论，才答得出这么简洁有力的答案来。

　　与国外不同，我国的大学呢？虽然大学毕业10多年了，但有两件记仍然历历在目，如发生在昨日一般。有门课程期未考试是写一篇论文，教授要求我们结合他所教知识去写。我当时仔细查阅了大量文献，用当时挺流行的博弈理论分析公共财政筹款问题，用得计量与数学的成份比较多，结果考试得了个“不及格”，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唯一“不及时”的课程。后来，我问教授为何我的论文不及格，他回答说：“你写的东西我看不懂，当然不及格。”原来考试是以老师懂不懂为标准答案的。后来补考，我结合教授所教内容，用在网上摘录下来的几篇文章，拼凑成一篇论文，马上顺利通过了。还有一门课程，考试时有个题目是考外部效应问题的，我故意没有按照书本内容答题，而用了科斯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回答那个题目，结果，此题老师给我的分数为零分，虽然我认为我的回答比课本的分析更有说服力。原来只有课本的答案才是标准答案，我算是体会到了。

　　与我的遭遇不同，在国外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一位父亲带着儿子遇到了弗兰克•奈特教授，父亲问奈特教授：“教授，这么多年来，看样子你的问学没长进嘛，你以前考我的是这几道题目，现在轮到考我儿子，怎么还是这几道题目呀？”奈特教授没有回头，边走边缓缓地讲：“是的，题目是一样的，但答案多半变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考试内容往往是开放的，没有标准答案。他们的考试可以与现实情况相结合，也可以与不同学科的概念与理论相结合。只有观察了解大量的现实情况，或者广泛深入阅读了多种文献的学生，才能比较深入理想地解答老师的问题，得到理想的分数。

　　在问题开放，无标准答案，着重能力不重成绩的考试方式下，学生学习的方向与重点往往在知识的探索上面。美国学生学习，往往会组成学习小组（study group），不同心智结构的学生在一起，分头读书，碰头讨论交流，相互批评学习。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在相互切磋，相互争论的过程中，往往能提高各自的判断能力，知道什么知识是好的，什么知识是不好的，什么知识重要，什么知识不重要。在这种学习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兴起爱好，知道自己的长处与不足。相比我国的学生，外国的绝大部份学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只要有机会就在思考与学习的。像耶鲁法学院，他们的图书馆长年累月要到凌晨5点才门关，每天凌晨2至3点，图书馆座位都是满满的。美国的学生，在吃午餐或者晚餐的时候，同学见面也往往在相互探讨交流学问方面的事情，这样的学习气氛下，最笨的同学，都不会笨到那里去了，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就慢慢形成了。

　　相对而言，我们的大学，开设的课程往往比较少，而且一般都是必修的，选修课相对较少，考试范围是划定的，考试内容与考试答案都是相对封闭的，往往都有客观的标准答案。如此的课程设置与修课方式往往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所学的课程不一致，学生往往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与持续性。考试的性质与方式决定了学生的学习重点往往会放在考试成绩上面，而不放在思考学问上面，更不用说探索与创新了。我们学生的学习方式往往是“单兵独斗”的：个人复习，个人背诵，个人做题，没有必要成立诸如学习小组之类的学习团体，没必要同学之间相互探讨，相互辩论，相互学习。

　　人的行为与规则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规则不同往往导致行为不同，这正是周其仁教授《新制度经济导论》课程的主题之一。正是深刻理解了规则与行为相互之间的关系，周教授他上的往往是选修课，课程考核由开放式的阅读与考试组成，加上同学老师相互之间的讨论交流，这种学习考试方式逐渐与欧美开放探索型的学习考试方式相接轨。不同于主流考试方式，像周其仁教授这样的尝试与努力，是非常稀缺与珍贵的，应该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仿效与跟进。21世纪各国的竞争，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键是探索与创新精神的竞争，而学习考试是决定能否形成这种精神的关键环节之一。这个意义上，我们学校与欧美院校之间的差距仍是很大的，奋起直追无疑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