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文学形象与历史辨析

中国早在商代时就有太监出现，从西周到东汉时期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太监制度。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室要保持纯净血统而要求宫内男性必须都是阉人，武士和护卫只有在王室出宫时才跟随其后。正因为宦官生活在权力中心的内宫，所以具有君主家奴与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太监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乱政误国、导致昏君的罪魁祸首。如《新五代史·宦官传论》就说：“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坏者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汉代五侯十常侍、唐代的仇士良、北宋童贯“出侯拜相”，明代号“立地皇帝”的刘瑾、号“九千岁”的魏忠贤，清代宦官李莲英等专权祸国、图谋废立等不轨的宦官。

但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历史上也出现过清廉正直的宦官形象，如春秋的管苏、缪贤，东汉的蔡伦，北宋的秦翰，明代的郑和等，其中蔡伦造纸、郑和下西洋，声誉日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性的影响做出重大贡献。

一  减少历史误读还历史本来面目

历史地看，太监并非生来就坏，他们往往家境贫寒，大多数在十几岁就凄惨地遭受生理和心理戕害而进宫，从小太监步步攀升，最后在丧失人性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大权在手参与国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贫苦出身，而深恶痛绝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从太监在政权交替和权力圈层中的功能，去辨识他们的特殊身份以及隐藏在他们身后的历史，实在是需要一番历史胆识和眼光的。

对高力士而言，过去的评价定位为鼻子上有白粉的“小丑”者多，今天则又翻案为“忠臣”的文章居多。人们在高力士是忠臣或奸臣方面互不相让，还历史本来面目地讨论高力士的功过是非还颇为不足。而且，对高力士的评价往往文学性大于学术性，如何利用考古新发现的高力士墓志铭和其他史料，使高力士研究更为准确和学术化，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看看史料：高力士《墓誌铭》说：“蕃而不劳，亲而不黩，谏而不忤，久而不厌，美畅于中，声闻于外。开元之后，见之于高公矣！”这一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的。《新唐书》说：“力士善揣时揣势，侯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评价比较平实。而《神道碑》说：“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谀而不犯；传王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说高力士很有平衡权力的中庸之道。这些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具有客观可信度的。

在文学史的圣殿里面，高力士却是同李白相对的、鼻子上有一块白粉的丑角。该怎么评价他呢？这是颇不易的事情。李浚《松窗杂录》说：“开元中，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三章……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这大概是“高力士为李太白脱靴，反过来报复李白”原始说法。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其后世人们以此为成见，逐渐固定成为了“给李太白脱靴，挑动杨贵妃报复，唐玄宗赐金还山”的文学叙事结构。

高力士作为大宦官成为一个史学家、文论家、文学家难以阐释的现象。就个人来讲，宦官身遭荼毒，悲愤填膺。对国家来说，他们又把身上、心灵上的创伤也可能烙印在国家身上。河北蔚县有一宦官叫王振，“跋扈不可制”的王振成为明代专权的第一个太监，被后世史学家列为“中国十大宦官之一”。1449年，他在和瓦剌的一次战争中，使明朝的英宗被俘，而且五十万大军损失过半。所有的军粮、辎重都兼为敌人所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把皇帝卖给敌人的“土木之变”，使王振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明朝宦官只管内府，而不管内政，但是王振不仅只是管外政，而且是渗入到军事军权的把握上。所以在向瓦剌进军的过程当中，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乡成为主战场，绕道宣城，结果一败涂地。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恶名。

但是高力士与王振不同，他既不是高大完美的完人，也不是万劫不复得罪人，而是一个功过皆有功大于过的人。就此而言，对高力士的评价，应该说是虚构的文学性对历史性构成了文化误读，应该认真加以厘清。

二  虚构的文学观使历史人物的变形

谈宦官问题，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应谨慎地对中国太监问题进行历史研究。太监是中国文化中值得研究的现象，有败笔也有正笔，有丑书也有优雅之书。更深地看，太监就个体而言是皇权文化的受害者。现在我们把这些受害者连同他们的历史全都还给了历史，甚至完全贬义的评价，是有问题的。而且太监作为人的个体也可以成为大写的人。高力士在文学叙事活动中，长期以来成为同李白相对立的陪衬而受到贬抑，应该回到历史的本身，用正确的历史研究观看问题，揭穿后现代史学和文学史的文化误读倾向。

二，警惕新历史主义的“戏说”成风。清宫戏里面胡编乱造的比比皆是。比如唐僧玄奘是何许人？经过《西游记》唐僧已经远不如他的几个高徒了。经过周星驰的演义后，唐僧已经变成“腻腻歪歪需用板砖拍死的那个家伙”。于是玄奘的取经十八年，归来后译经十八年，那种义无反顾九死未悔的“玄奘精神”被成为人们笑谈和嘲弄的对象。还有就是捧杀或溢美。西方近几十年出了一个流派叫做新历史主义。它要反历史主义，反用史实说话的那种“历史主义”，认为那种历史主义也是按照意识形态编造的。于是，新历史主义重新改写历史和文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王子反复吟咏：“活着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大问题”——他在慎重的思考，反复掂量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可是经过新历史主义改编的所谓的新版《哈姆雷特》，就成为穿着牛仔裤、时尚紧身衣，手里抱着萨特《存在与虚无》，天天自言自语的这样一个“后现代哈姆雷特”形象。这还是哈姆雷特吗？当然不是。所以，当这样的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以后，今天中国的戏说成风、胡编乱造，将使我们今天的文学与历史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应该回到历史的真实，去客观、公正、透明阐释现象。人们在改编历史的时候，过滤了什么样的文化符码，并在这种文化过滤中隐瞒了怎样的历史真实？

三，在历史改编中不宜太多的文化过滤。人们在谈论高力士的时候，是如何把他有功有德有忠有义的地方过滤掉，而剩下一个白鼻梁小丑？甚至是一个宦祸宦权的这样一个角色？过度的忠和奸的区分，容易造成价值判断。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当中，隐藏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历史总是要过滤一些东西、欺瞒一些东西，历史总是在权力运作下隐藏了许多话语。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把这些隐藏的历史话语发掘出来。这些隐藏的话语中，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对高力士最好不要从忠和奸上去分，我认为他是“心诚”和“义勇”。高力士在少年艰辛痛苦之后，进入伴君如伴虎三十多年的全立角逐，可以说是心诚而且义勇。后宫深似海，而他能够把朝廷的丞相、后宫的佳丽关系协调得如此好，与他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紧密相关。他多次协助平叛、出生入死，以国家利益为重，参与了唐玄宗发动的两次政变。在“六月政变”中，其协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见《新（旧）唐书•高力士传》、《高力士神道碑》），在“ 七月三日事件”中，其协助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乱，保护了玄宗的太子位。（见《新（旧）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旧唐书•玄宗本纪》）协助唐玄宗登基以后，亲历巩固政权，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很多人只是从小说中的阅读经验，就把高力士当作一个恶劣的例子，其实开元盛世与高力士仍然是有关系的。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安史之乱中，高力士全力跟随唐玄宗逃难。一个人在得势的时候，锦上添花容易，而一个人在失势的时候，雪里送炭却非常艰难，恰恰在这时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安史之乱后，肃宗登基后旧臣纷纷改换门庭时，高力士依然故我地跟随已经无权的“太上皇”唐玄宗，甚至为玄宗而得罪奸臣李辅国而遭受多年流放之苦。玄宗死后，他北望豪恸，绝食七天，呕血而卒，最后一人陪葬。

四，不要用文学叙事代替历史的真实。今天人们应该回到历史回到常识，用日常生活的伦理来要求一个人，我们也能把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鼻子上再贴上白粉，将他妖魔化和小丑化。我想，一些小说为“高力士为李白脱鞋”之类，是小说家杜撰演绎的。因为明人钟泰华在《文苑四史》就已经指出“恐出自稗官小说”。清人王琦在《李太白文集跋》中认为：“后人深快其事（指高力士脱靴），而多为溢美之言以称之。然核其事，太白亦安能如论者之期许哉。”表现了一种冷静的理性思考。其实，听听李白怎么说更为准确：他在《代宋中丞作自荐表》明确地说：“天宝初，五府交辟（推荐），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掖庭。”“天宝初”和“开元中”相差大了，这种历史鸿沟怎能填平？

小说者言终不可信，虚构的文学观使历史人物的变形，今天到了重新还原人物本来面目和历史本真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