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四合院里。有一天来了位 “不速之客”，客气地请求在院子各处参观一下。我陪他从前院看到后院，他指着“月亮门”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小时候常常在这里玩。聊起来，原来他是这所四合院的旧主人，49年随家人去台湾时，还是个孩子。
我打量着来客，大约四十岁左右，黑头发，黄皮肤，跟我周围的人没什么两样。穿著也很朴素，白衬衫规规矩矩掖在蓝灰色的长裤中，甚至显得有点土气。可是他的表情淡定而从容，语气温和而真诚，和我周围的人似乎又很不一样。
以后两岸的交流多起来，在学术会议中常能见到港台学者，也总能发现这种不同。似乎女性的差别更大些，往那儿一坐，没等张口，哪位是大陆的，哪位是港台的，从神色气质上已能辨出。（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个别常跑大陆的港台学者也带着一股油滑的商人气）这种经验不但我有，朋友们也有。
近日读报，见记者杨晓慧的一篇散文《亲切柔美“台湾腔”》，写她随天津新闻媒体参访团赴台交流访问，初登宝岛，一行人还保持着天津人冲劲十足的大嗓门，可是“被温柔和缓的‘台湾腔’包围时，我们说话的声音也降低了N分贝。最先稍感不适应，但是一天过来，台湾人特有的礼貌加上亲切柔美的‘台湾腔’，让我们感到舒服极了。”（《今晚报》7月12日）——自然，令人感到舒服的不仅是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应当是一种与人的本性更为融合无间的文化氛围，那本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
我们看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也还能见识中国人的这种风范。像我这样六十上下的人，也还有亲身的体验。我曾写过一篇博文《难忘傅老师》，记述我上小学时那位校长，形容他“是一位神色蔼然的中年人，说话声音不高，却十分有亲和力。”在他身上，也还能体察到这种温文尔雅又有尊严的“中国味道”。
可是越往后，傅老师这样的人也就越少。在不知不觉间，中国人身上传承数千年的文化味道渐渐淡薄，中国人日渐变得“粗糙”起来。据我观察，这种变化有一个明显表征，就是情感层次不那么丰富细腻了，说话的腔调不那么温和沉静了。
人都有七情六欲，越是有文化修养的民族，其情感世界也越是丰富细腻。例如一个正常人的情绪变化应该是多级阶梯式的：兴高采烈——和言悦色——淡定从容——微有不豫——正色理论——拍案斥责——恶语相加——肢体接触。而后两个层次，也非人人都有。当年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的经典讲演，也只达到“拍案斥责”的层次。
记得曾看过一个电视剧，似乎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改编的，里面有个事业不成功的丈夫，常常因心情抑郁而大发脾气。但每次发作，总要滔滔然讲出一番理由来。我那时就想：我周围的人可不是这样，他们不会陈述理由、辩说道理，往往一发生矛盾，立刻升级为谩骂，接着便是老拳或飞脚！这更像街头小流氓，一言不合，立刻爆发出一阵怒骂，跟着就是板砖齐飞、白刃相加……
这一点在今天的网络上体现得愈发明显：面对某人提出的观点，阅者或一目十行，或仅仅看个题目，只要不合己意，立刻将最污秽的语言泼向对方，中间没有过渡，没有道理的辩驳，更谈不上思想的交锋，剩下的只是本能地谩骂——网络上谓之“飞板砖”，真是既形象又令人悲哀！而一些所谓“文化精英”、“意见领袖”，为了讨好大众，也都入乡随俗，张口就是“傻X”，就是“脑残”——我真要为创造了中国文字的仓颉痛哭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会像一个“中国人”那样待人讲话了？我想起网上看到的一篇博文，谈到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的一件往事。1954年，马老发表了“新人口论”，立刻遭到批判围攻，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马老认真看完了所有大字报，不禁悲从中来：这么多大字报，竟然没有一张是从理论上来驳斥他的，只有谩骂和横蛮。马老喃喃地说：“这是我这个当校长的失职啊！我不配当这个校长，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竟然在知识和理论上是如此低能和贫乏……”马老只提到“知识和理论”，没提到学生的“修养与语言”——他们怎能这样与一位师长对话？这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影子？
然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马校长“失职”之过。无理批判的命令是自上而下的，你既然被蛮横地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你的所有言行就“理”所当然成了罪行，又哪有道理好讲！估计通过后来的几场政治运动，马老也逐渐明白了，包括已被党中央决议彻底否定的“反右”“反右倾”“文化革命”等，又有哪场运动不是如此？
在强调“政治挂帅”“斗争哲学”的年代里，很多事是不需要你思考的，甚至连抉择的余地都没有。斗争的对象早已定下，斗争的方式只能是简单粗暴、扣帽子、打棍子、违心说谎、夸大其词、无限上纲，直至“要武”动粗！——如果一个人此刻还凭着良心、和风细雨地讲道理，还想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下一个站在台子上受批判的人就是你！
一场运动过去，被运动所破坏的人际关系，却永远不会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几场运动过后，人们都得了后遗症，对他人总是怀有戒心，人与人之间缺乏最根本的信任，脸上自然也难以显现出坦诚和自如。
“政治斗争”讲究敌我分明、非好即坏，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昨天还是同事、朋友、亲人，一旦被扣上“某某分子”的帽子，你立刻就要与之划清界线、横眉冷对。这也使人们的情感世界变得“简洁”起来，非爱即恨。你必须学会面对面地把冰冷粗暴的话语倾倒给对方，不能犹豫，不能心软！
至于人们的思维功能，也因一次次不讲逻辑的批判运动而“武功尽废”，许多人不再习惯于独立思考，不再习惯于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认识，只会重复现成的套话和结论，那也是最安全的。我经常见到电视里的小朋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背书一样说着一套“大人话”，那是他们的老师或家长事先教好的。我们的学校也只习惯于把一个个结论灌输给学生们，并不曾教给他们如何推理、如何论证（有些“理”是经不起推敲的）。
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教育和熏陶，当一个人要发表意见时，你又如何要求他能有条理、有逻辑地表述？你又如何要求他情感丰富、像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那样说话？
总之，我们与传统文化乖离得太久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四不像”的逻辑推理、情感表达及人际交往模式，这种东西既远离传统文化，也有悖于西来文明，颇有点“山寨”的味道。——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关注并反思这些问题，亲力亲为地从事着传统文化的拯救及外来文明的“拿来”。我们有信心找回中国文化的自我，找回中国人的思维、表情及待人方式。这一切的成功有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人们能像一个中国人那样表情达意、说话待人了！
（文章写毕，见到郭德刚徒弟打记者的视频，本文观点又一次得到印证。侯宝林先生的伟大，在于他把相声从“地摊艺术”拔高到人民的艺术。郭的作用正相反。因此他的徒弟出手动粗，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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