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人格与醒世之声
———读《人道》
没有想到，《人道》如此好读，一下子能把人抓住，且读来忍俊不禁。当我得知作者曾是一个官，不免有些惊讶和疑惑：官运和文运何以在他身上结合得如此均衡？但观其文笔，叙事从容不迫，设悬念，拟对话，刻划细节，摹写言谈举止，以及暗藏的揶揄和民间智慧，确也不在某些专业作家之下。后来了解，原来作者创作有年，八十年代就写过多部中短篇小说，不肯间断，近年另有长篇《人精》问世，被改成电视剧《小鼓大戏》，颇受好评。他自云，年轻时“以文得官”，年渐老“以官得文”，言下之意似乎是，曾因舞文弄墨得到赏识入了仕途，久经仕途上的历练和蹭蹬，反过来又给了他创作上的资源。经他这样一说，我才觉释然。天下之大，人材不拘一格，此或为一例也。
我认为《人道》的特点还是非常突出的。首先是，生活的真实感和生活内在的逻辑力量体现得比较充分。要看到，生活内在的逻辑力量是强大的，若能真正忠于生活的真实，往往能产生格外的感染力，征服力。正所谓，生活有时比戏剧更有戏剧性。与一些耸人听闻的官场小说相比，《人道》要可信得多。有些作家并无多少官场生活积累与观察，却爱写官场，难免不流于概念化，说教化；还有一路，虽慷慨有加，但夸张失度，用力过猛，把贪官搞得青面獠牙，妖魔化，漫画化，痛快固然痛快，反而不见了人性的深度。我看，在细节的生动，人物的血肉方面，有些作品还真拼不过《人道》。当然，未可一概而论。这里，是否熟悉生活，善于分析生活，能否把握好分寸，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在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官员私下里都讨厌马里红的死缠烂打，赤裸裸的跑官要官，但最后在人事安排上，仍然是马里红处处占上风，遂心愿；这些官员大都违心地推举了她，以至邪气压倒了正气。这里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俗话说，人恶人怕，人善人欺，他们或惧于她的威胁，或得了她的好处，或仅仅出于尽快打发她走人，或误以为她有更深的背景。
我由此感到，作者作为一个官场的“个中人”，尚能反观，能内视，能省思，倒也比较难得。他能看到负面力量往往非人力可以遏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纵容着马里红式的权力狂，使之得逞。固然有与之勾结者，但更多的却是并无勾结者，正是这些官员的动摇，怯懦，自私，苟且，毫无公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种反思精神贯穿在整部小说。
看得出来，全书的构思，原是要着力写两个女人，两种人品，两种命运际遇的，甚至原本想首先大力塑造一心为民，医德高尚的杨晓静，但写着写着，马里红夺了戏，变成真正的主角。不是说杨晓静写得不好，有些章节也很感人，很见个性，然而，马里红的动作性更强，身上的戏更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个形象的现实感和典型性更为突出。应该说，马里红之成为全书的主人公，有深刻的根源。
马里红是当今官本位文化熏陶下，在合适的气候土壤上疯长起来的一株恶之花。她“敢踢敢咬，是个天都敢摸的女人”，一个贪婪的权力狂女人。我们见过许多男性贪官，却鲜见这种女性钻营者，官迷，于是这个人物因其女性文化身份而具有新的意义。事实上，在这个欲望化的时代，有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同样会被煽起勃勃野心，“女人啊，你的名字就是软弱”这句箴言，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修改。那种只看到男权中心社会女性的受压抑，却看不到人性的共同性、人性的历史性变化的观点，也需要修正。现今许多腐败事实证明，没有男女的共谋，是完成不了的。小说中的马里红具有一种贪婪型人格，她六脉震动，五脏沸腾，睡不安席，食不甘味，经常挂在嘴头上的话是，“哼，都说现在官不好当，可没一个不想当官的，小学生都想当班干；要么有钱，要么有权，两样都不沾，那日子难熬，难以抬头啊。”她的占有欲，支配欲不断上升，追逐权力如患狂疾，她利用女性所有的优势，无孔不入，见风使舵，巧舌如簧，反客为主，于是院长，局长，一步步向上爬。作品写她“苦于自己不会长，脸黑身子白”，便想到去美容，去丰胸，做硅化胶乳房，诱发了乳腺恶疾，不得不藏藏掖掖，疲于奔命，一边化疗一边不忘钻营，最后下场凄惨，有很深的警醒意味。这个设计不错，不是人为的编造，有某种可然性。这个形象在当今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人是最有魅力，最有挖头的，只有抓住了人，人事，人心，人情，又有大量生动细节保证，就能生出许多波澜和情趣。这部书的引人入胜，与它始终贴着主要人物的动机和手段向前推进有关；也还与它写出了一定的人生韵味，人生的感悟、甘苦和哲理有关。小说在臧否人物中，不时加入某种幽默和冷眼，令人发笑。例如芮院长，为袒护马里红，助她升官挖空了心思，到头来自己却被马顶替掉了。他在提前退休时说什么：人的两鬓白发，一边是算计别人算计白了，另一边是被别人算计白了，都说我只有一边白，那是因为我芮某不会算计别人只会被别人算计；又说，上帝造人不合理，只在前面安了两只眼睛，人要学会自己给自己脑后也安两只眼睛云云。其牢骚和无奈可见。
中国的文学，向来有警世，喻世和醒世的传统，所谓“非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这被认为是载道，但这样的载道，若再伴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惩治系统，却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李天岑的笔法，有劝谕讽喻意味，杂以河南民间方言，有民间的道德批判精神和喜剧精神。这也许是他的作品受到民间喜欢的原因。
然而，细品全书，仍感缺乏一个宏阔的背景，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相互渗透，挖得不深。这倒不在于马里红多么小，而在于主要人物行动的动机应该来自历史深处的潮流，而不仅是琐碎的个人欲望。怎样把生活转化为艺术，不能满足于讲一个好玩的故事，要能够进入存在的深层。另一方面，是否臧否过于分明，善恶过于分明，脸谱过于分明，以至削弱了生活的复杂性。像马里红，恶到家了，被贬斥到溢恶程度，她作为母亲，妻子，就没有过一丝善念和良知闪现？现在有点接近通俗小说的惩恶扬善的极致化写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