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位欧洲政客在7月份声称，他的国家“松懈的移民政策已持续了50年，使得社会融合陷入了失败的境地”？是荷兰反伊斯兰的民粹主义者海尔特 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还是意大利“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党魁翁贝托 博西(Umberto Bossi)？抑或是可能会因自己在移民问题上的煽动性言论、而被逐出德国央行董事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蒂洛 萨拉辛(Thilo Sarrazin)？

 　　事实上，说这话的人是法国总统尼古拉 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但上述三位著名公众人物的口中也时常冒出类似言论的事实表明，西欧政界相当一部分人士都对移民持有一种文化上戒备的态度，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过去12个月，正是这种情绪促使瑞士举行全民公投，禁止修建清真寺宣礼塔；还推动法国和比利时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法国政府还效仿意大利，发起打击罗姆移民的行动。

　　欧洲民众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EU)的力度也逐渐减弱，主要是担心数百万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可能会前来西欧城市寻找住所和工作，并享受福利。这一切终于将萨拉辛抨击移民的新作《德国自取灭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送上了在线零售商亚马逊(Amazon)德语类书籍销量冠军的宝座。

　　在经历了动荡的两年（欧洲的银行体系和货币联盟先后濒临崩溃）后，人们也许会以为，欧洲政客们有着比禁止建造新宣礼塔、禁止带面纱或驱逐数千名罗姆人更急迫的任务。但并非巧合的是，随着

　　欧洲的经济表现在全球化时代相对衰落，该地区在身份认同和文化问题上变得愈发敏感。

　　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以及公共财政在支付未来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方面所承受的压力，都加剧了这些不安情绪。人们渐渐而又确实地产生了一种看法：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本土文化正面临被移民浪潮吞没的风险。这些移民的出生率高于本土居民，而且既不愿也不能融入当地社会。

　　这种观感（在英国也很明显）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根基，但未必代表纯粹的种族主义。2002年遇害身亡的荷兰民粹主义政客皮姆 富图恩(Pim Fortuyn)曾指责荷兰开放的移民政策，部分理由就是许多摩洛哥和土耳其移民拒绝接受荷兰社会宽容和性自由的价值观。瑞典民众同样对穆斯林移民保守的价值观表示忧虑，尤其是在妇女权利方面。这些与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等政党鲜明的极右立场完全是两码事——法国国民阵线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的维希傀儡政府，该党得到了许多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后返回法国、心怀怨恨的北非殖民者的支持。

　　但即使如此，欧洲仍做不到两全其美。欧洲人一方面希望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和社会经济模式，让自由企业与国家提供的大量公共服务相互配合，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控制移民来保护民族文化。但欧洲黯淡的人口结构前景令这两个目标无法兼得。

　　这种矛盾表现最突出的当属德国。“土耳其人正凭借更高的出生率占领德国，与阿尔巴尼亚人占领科索沃如出一辙，”萨拉辛表示。“我可不希望我孙子和重孙生活的国度以穆斯林为主，或大片地区讲土耳其语或阿拉伯语，妇女们戴着头巾，每天的生活节奏都要依祷告的召唤而定。”

　　萨拉辛大量引用专家的模型：预计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从现在的8200万左右降至约7000万，假定出生率不变，同时不再引进新移民，到2100年，德国人口将进一步跌至2400万。这些假设无疑值得商榷，但事实是德国年均千分之八的出生率为全球最低水平。可关键问题在于，纳粹鼓励生育的记忆使得德国政府仍不敢鼓励妇女多生育。

　　尽管存在这些趋势，但萨拉辛预言德国会被毛拉、头巾和土耳其语占领显然是在夸大其词。自本世纪以来，移民至德国的土耳其人数已大幅下降。2008年——有统计数据可循的最近年份——德国实际上是有少量净移出的。

　　此外，如果人们公认，民族同化并未完全获得成功，大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德国2000年以前实施的限制性的国籍法。事实证明，新的国籍法更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根据新法，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及其他外国儿童获得德国国籍的难度有所降低。但与其欧洲邻国一样，德国仍需想明白这一点：未来繁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