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事件距今已近半年。任凭这期间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涉嫌剽窃材料的不断增添，清华校方（和社科院）如老僧入定，似驼鸟藏头。一方面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无作为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每每学人间论及此事，必要热辩清华校方何故如此。各种解释，上下四方，五花八门，更有骇人的猜想。众口铄金，这些离奇的猜想和不满的话语蚕食着这所名校的荣誉和公信力。另一方面清华校方长时间的无作为已令大家对它不抱任何期待。

    那么汪晖事件就此不了了之吗？出路何在？官办机构靠不上，希望只好寄托于民间。学者们自发成立一所剽窃甄别机构或许是一条出路。清华校方对本校教授涉嫌剽窃的无作为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如此国情之下，此种无作为日后必将被若干所大学复制。所以，寻求民间几乎是必由之路。它具有两大作用，其一，填补校方无作为留下的功能空缺。其二，其存在和运作，对各大学构成无声的压力，促使他们改弦更张。

    其实这一思路早就进入笔者脑海，但一直视为下策。因为反剽窃是大学校方的当然职责，由他们处置此事名正言顺。甄别剽窃本易引发争议，何况甄别出自一所非正统机构。中国社会早就丢失了民间社会和组织，复苏尚在雏形阶段，时下由共同利益人组成的业主委员会中尚且矛盾丛生，遑论原本争论纷纭的涉嫌剽窃案由毛遂自荐的民间机构来裁定。但是下策毕竟是一策，当上策被坚冰封冻之时，要摆脱学术界的整体无作为，就只好祭出下策。下策毕竟胜于束手无策，胜于无所措手足。

    非正统的身份，来自被告派系的压力，正好激发我们殚精竭虑，群策群力，拿出一套尽可能公正缜密的程序。靠着严格的程序，摆脱组织者身上的压力。笔者思考和设计的方案如下。

    首先，产生一个大名单，内中包含几十名、近百名教授，他们是甄别每一具体案件的候选委员。他们要有良好的履历和声誉。名单可以通过毛遂自荐和接受邀请而产生。而一旦成为甄别委员会候选人，就要遵守程序，履行义务。其次，将名单中的学者分类，比如人文类，社科类，法学类，等等。第三，抽签组成甄别小组，每个小组包括五名成员，他们是从每个类别中经抽签组合到一起的。这样就产生了若干小组，小组中五个成员覆盖了相对宽阔的学术科目。如果大名单包含五十人，就能组成十个小组。当某个具体案件发生时，经抽签从既定的十个小组中拣选出一个小组，承担本次甄别工作。两次抽签都须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完成。第一次抽签产生的各小组的名单严格保密和封存，候选人不知道自己处在哪个小组中。第二次抽签选中甄别该案件的小组后，单独通知五个成员，向他们递送相关材料，他们各自独立工作，写出评语和结论草案。然后五个成员会面，开会，讨论，讨论过程中每个成员有权修正自己原来的评语和结论，而后投票。最终公布实名投票结果和各评委的实名评语。第四要筹集一笔基金。向每次被挑选出来参加甄别工作的教授支付报酬，以期这项工作的可持续运转。前面所说“一旦成为甄别委员会候选人，就要遵守程序，履行义务”，是指被抽签选定担任委员后，不可为回避某涉嫌剽窃者而退出。借以上手段，排除人为因素，保证甄别委员产生的随机性。

    民间学术甄别机构在中国前所未有。它是官方无作为的情况下澄清剽窃纠纷的制度设想。笔者对此毫无经验，抛砖引玉，献上刍议。希望学界同仁热忱参与，批评帮助，共同谋划，建立一种制度，终结官方无作为导致的僵死局面。

                                                           载于《羊城晚报》2010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