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已不合时宜；全球化和信息化已使“三个世界”全部沦为“新帝国”的版图——如果“新帝国”真实存在的话。
何谓“新帝国”？我们先来考察政治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雷(Antonio Negri)的“帝国”概念。
两人在其合著的《帝国》(Empire)一书中引入了“帝国”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全球权力对当今世界的“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与传统帝国主义不同的是，“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领域包括在其开放和扩展的前沿。”
哈特和内格雷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帝国”概念，却带来了认知上的困难：人们很难从字面上把此“帝国”与彼“帝国”区分开来。因此，笔者倾向于使用“新帝国” (neo-empire) 、“后帝国”(post-empire)、“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或“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ism)来代替其“帝国”概念。这样不仅可以与传统的“帝国”、“帝国主义”相区分，同时还与“新殖民主义” (neo-colonism)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sm)相呼应。
和毛泽东一样，哈特和内格雷也把当今世界的权力形态分成三个层次。所不同的是，“新帝国”时代的权力主体不仅有传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还包括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甚至还有资本。哈特和内格雷描绘的帝国权力呈金字塔式分布：
最上层自上而下分别是美国、七国工业集团和超国家联合体（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间层是在第一层权力庇护下的跨国公司以及部分具有区域组织功能的民族国家；最下层是“代表普遍利益的群体构成”，包括非政府组织。
加拿大学者赵月枝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中分析了“帝国”的内涵及其运行规律。笔者注意到以下观点尤其值得中国借鉴。事实上，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在“新帝国”时代所面临的部分挑战。
一、“美国的文化统治已经演变成‘跨国公司文化的统治’。”“帝国”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球政治形态，它维护的是由本国操控的跨国公司的利益。但是，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一国政府让跨国公司、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担任对外传播的执行者，却能收到一石N鸟的效果：降低政府的国际操控成本、扩大本国对外交往的渠道、掩盖国际宣传的“民族国家”性、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
二、“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哈特和内格雷把传播系统提高到“帝国”三大战略工具的高度，但这却不是二人的首创。前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曾指出：“谁要是不相信可以通过道义上的压力，通过宣传的影响来取得成果，谁就是说昏话。”英国一位政治哲学家也曾说过，当今世界的大多数战争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今天的新闻舆论已不仅仅是国际交往的辅助工具，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成为主要的甚至是首选的工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在《浅谈整合型国际传播学的建构》一文中把传媒、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情报并称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七张牌”。
三、“帝国已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业领域，把这些组织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径。”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谋”，“帝国”增加了自己道义上的力量。这一管治理念与美国人的“软实力”“聪明实力”理论不谋而合，美国官方智库“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主席Charles E. Morrison和高级研究员Peter A. Petri近日建议，美国在处理与亚太国家关系时，应该考虑进一步使用非政府力量。
虽然笔者对“帝国”之说并不完全认同，但“帝国”作为一种管治理念和运作模式确是存在的。当然，笔者更关心的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新帝国”对我们有何启示？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民族国家”将部分权力或功能转移至超国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决非是为削弱其“民族国家”的地位和权力，而是为更有效地保障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战略战术，是与全球化、信息化相适应的一种更可行、更有效、更高级的全球统治形式，是建设“影子国家”的一种积极探索。
其次，与“新帝国”的运作相对照，中国的某些政策已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障碍。传播学认为，一般情况下，传播者的可信度与其传播效果成正比；受众对传播者的权力合法性、行政有效性、专业权威性和人格魅力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传播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已到了必须反省我们的新闻、宗教、民间组织政策的时候了。
第三、台湾陆委会在分析胡锦涛十七大报告时认为，在外交对象方面，中国将推动多元化外交，未来可能更积极参与联合国与其它国际组织，并将国际多边组织视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重要管道。显然，中国的外交方针与“新帝国”时代的国际权力格局是相吻合的。但问题是，仅仅在外交对象上多元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还应该进一步培育多元的外交主体和外交渠道，大力提升包括“公共外交”“媒体外交”“民间外交”在内的N渠道外交水平。
孙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在很大程度上，“新帝国”的运行机理与中国传统的兵学理论异曲同工。
主要参考书目
1、赵月枝.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刘宏译）.载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
2、台湾隔海看大陆：外交愈来愈重视综合国力.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711/t20071116_669948.html.2007年11月16日
3、毕研韬．“浅谈整合型国际传播学的建构”．载《用信息颠覆世界》．香港：合一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