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以后，一个被称为“留学潮”的出国运动在中国大地勃然兴起。当时，人们选择的第一个国家是美国，第二个国家则是日本。经过30多年的变迁，当年的许多留学人员已经留在所在国，构成了一个在社会学上被称为“新华侨华人”的社会族群。据最新数字统计，目前在日华侨华人数量已近百万，成为日本第一大外来族群。
9月7日下午，《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将做客中国新闻网，详细介绍日本社会新华侨华人的情况。下面是访谈摘要。
中国人成为在日“第一大外国人族群”
主持人：蒋总编，您在日本主创办的《日本新华侨报》，是日本第一份以新华侨为名称的华文媒体。请您以一个新华侨的身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日本新华侨基本的构成情况。
蒋丰：从数字上看，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在日本的华侨有大约5万多人。现在，在日中国人有68万人。9月4日，我在参加日本安徽联谊会成立会上，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官吕小庆先生那里了解到，今年在日中国人有望超过85万人。如果把已经加入到日本国籍华人考虑在内，在日华侨华人整体人数应该超过百万。所以，在日中国人已经成为日本社会里面第一大外国人族群了。
在这里面，大概有8万左右是中国留学生，另外还有12万名左右的中国研修生。据统计，平均起来现在每天有500名中国人入驻日本，这个数字不是旅游人口，而是留学、工作、结婚，是要长时间居住在日本的人口——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证明了现在这样一个新华侨社会的形成。
莲舫短期内无望成为日本首相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研修生、留学生，我们会在接下来的问题中涉及。现在想先请您谈一谈日本唯一的华裔女参议员——莲舫。今年7月，在日本参议院大选当中，她以高票连任，成为日本菅直人内阁的成员，这些事对于日本新华侨华人的参政意识以及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
蒋丰：对，莲舫在今年7月份的参议院大选当中，再次以171万的高票连任为参议院的一员，这件事情给在日中国人很大的鼓舞。为什么？莲舫本人也不过是在1985年才加入的日本国籍，经过了短短的25年个人努力，进入日本的政界，成为日本的政治家，所以给了华人很多鼓舞。目前，在日本国会里边，外裔国会议员有一位是韩国的，有一位是芬兰的，有一位就是中国台湾的。他们令在日本的中国人看到了另外的一种前途。因此说，莲舫参政的鼓舞性、标志性意义很大。
主持人：近一段时间，日本首相的更迭相对来说频率会比以前快了很多，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一位新的首相，也是有可能的。有位网友提问，莲舫有可能成为日本下一届的首相吗？
蒋丰：这个问题还是要比较冷静地进行分析。我确实看到过日本一些周刊杂志在炒作这件事情，莲舫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日本首相。但我个人的判断是，莲舫至少在近期之内是无法成为日本首相的。
日本的一位政治家告诉我，他说日本人其实从心底上来讲，对莲舫现在出任日本阁僚、也就是正部级干部，心里面是不满意的，只不过没有办法，如果日本社会可以让外裔来做日本首相的话，日本人会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要沉没了。日本还没有需要一个华裔做首相的地步。
华人“隐性选票”影响日本政治
主持人：您刚才已经数到的日本国会议员中的外国人就有3位了，那说明日本社会对于外国人参政这个问题还是很开放的是吗？
蒋丰：外国人参政问题可以说是日本政界或者是日本社会争论的焦点问题。持赞成和否定观点两种势力目前各不相让，互相博弈。比如说日本民主党在9月14日举行民主党党首的选举，小泽一郎和菅直人成为竞争对手，但我注意到这一次党首选举里面，在日外国人可以参与投票，这说明到什么呢？说明日本在政党选举的时候已经有些政党拉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外国人进行投票，有投票权利了，这在以前还是没有出现过的。这是今年才出现的现象。
我走访了许多日本的政治家，在日本的政治家里边，支持给予外国人地方参政权的政治家认为，这样日本会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国人来居住的国家，日本会成为一个更民主化的国家、一个更有魅力的国家，而反对外国人的地方参政权的政治家则认为，这样一来，会使得日本的政治渐渐地模糊起来，混沌起来，当遇到类似领土纷争这样的问题损失，这些外国人政治家的观点可能就会与其他日本政治家的意见相左。
我前两天采访了日本众议院议员、前官房副长官下村博文，他就提出，如果遇到了钓鱼岛的问题，中国人的观点肯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会左右日本的政治。
其实，不管外国人参政权这个问题未来的走向如何，日本媒体现在都承认，在日本社会里边存在着一种“隐性选票”。有许多中国人已经加入了日本国籍，我们定位为新华人，而这些人已经在日本社会有了投票权，他们的这些票数已经开始可以左右日本的政治家的一些选举了。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事情，美国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一定要到“唐人街”去拉选票，这种事情以往在日本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在这几年，日本的政治家在选举的时候，在搞活动的时候，就要将在日华人、新华人的力量考虑在内，无论是力量也好，票数也好，人员组成也好，甚至包括资金来源，政治献金也好，已经往这方面开始投入力量了，因此可见新华侨华人参政力量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留学生在日就业有三大优势
主持人：刚才请您谈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现在请您谈谈新华侨华人经济层面的状况，比如就业情况、工薪情况，以及住房情况等等。
蒋丰：我们主要谈谈中国留学生的就业情况吧。现在，每年大约有两万左右的中国留学生从日本的高校毕业，但因为日本经济的景气持续低迷，所以大概每年只有1万1千人左右可以找到就业岗位，剩下的人有的回国了——成为我们所说的“海归”；还有一部分是获得了创业签证，可以延续一年的时间找工作；还有一种是升学签证，用升学的办法继续留在日本。所以就业情况基本上分成这样的三个方面。
在1万1千多名成功的就业者里面，大多数所选择的工作都是现在或者未来将要和中国有关系的日本企业，比如日本便利店罗森，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当中日的经济交流慢慢发展到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企业的交流，这些中国留学生会成为很好的桥梁。
主持人：留学生，还有社会上工作了几年的有工作经验的在日中国人和新华侨或者叫新华人，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相对比日本本土的日本人要难一些呢？
蒋丰：留学生找工作比日本的大学生难，有没有这种现象？肯定是有的。
如果这个企业的市场就在日本国内，他就不会需要外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即使把简历送过去，他也不会录取，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中国留学生会感觉到有失落感，甚至觉得日本人有一种排外感。
但是，如果这个企业正在准备开拓中国市场，可能更愿意要中国留学生，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已经解决了语言问题，另外中国留学生懂得日本的生活习惯，了解了日本的文化，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企业文化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学生的这“三大优势”使得日本企业会愿意雇佣中国留学生。
老华侨“三把刀”与新华侨“三高”
主持人：现在我们来谈谈新老华侨之间的话题。说到老华侨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背井离乡”这个词形容，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的状态，同时也能传递出很凄凉的感觉，因为他们在海外打拼非常不容易，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落叶归根”的词汇，既然有老华侨，肯定也有新华侨与之对应，您觉得新老华侨相比，有什么区别，什么不同之处？
蒋丰：老华侨的历史我也了解一些，讲起老华侨的历史，我常常心里会涌现两个字，就是一种“悲凉”。老华侨是艰辛打拼，艰难创业。老华侨的特点，如果今天讲起来，很多人都知道老华侨在海外的三把刀，一把是剪刀——做裁缝的，还有剃头刀——理发的，还有菜刀——做厨师的，老华侨凭借着“三把刀”打天下，而且是赢得了在当地生存、生活的可能，这是老华侨的特征。对比起来，新华侨的产生应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国门徐徐开启，成千上万的学子走出国门，读书有成，然后在当地落户、就业、创业，成为新华侨，这样一来，新华侨第一步到国外去是读书，所以相比起来新华侨跟老华侨的第一个不同，新华侨都是“高学历”。
另外新华侨离开国内的时候，很多人是在国内有工作经验的，是在国内各个部门工作的，他的人脉关系非常丰厚，所以我们讲他的第二个特点是“高人脉”。
新华侨现在日本大概有400多位教授级的人物，还有工程师，大概也在近千名左右。所以他的高学历、高人脉，和随之带来的“高人才”，这是老华侨所没有的，也就是所谓的“三高”。如果我们讲老华侨是“三把刀”，新华侨则具有“三高”的优势。
多元化社会要从生活习惯开始包容
主持人：新华侨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当中，您刚刚讲了一部分就业的情况，可是融入到企业的上层、高层的管理者这个位置就很不容易了。新华侨在跟当地社会的融合容易吗？
蒋丰：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新华侨应该是先融入当地社会。融入主流社会，融入到日本企业、日本社区里面，和他们交流、交往，这样才能够共生、共存，这应该是一个目标。
但是，从目前看似融入日本主流社会的新华侨的情况看，不能说就没有其它层面的问题了。最近日本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我看到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大概有5千多名住户，里边有1千多户是中国人，目前产生了一些摩擦，日本人认为中国住户住在这里边是说话嗓门大、乱扔垃圾，对生活的规则守得不够，还有一些日本的右翼团体借此搞一些生事，挑一些活动。
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呢？作为华文媒体，一方面我们要对新华侨、新华人进行宣传，讲入乡随俗，既然融入当地的社会，就要尊重当地社会居民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另外我们也要承认日本居民的一些文明的素质，生活的习惯要比中国人高。
同时，对日本人也应该讲，中国人是买下这个小区来居住的，自己买的房子，自己想怎么使用可能就会怎么使用。中国人觉得，如果我在我买的房子里面都不能大声说话，这件事情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经常谈这个问题，我说你日本社会慢慢要变成多民族、多元化的社会，这实际是从生活习惯的多元化开始的，不同的民族在一起，生活习惯肯定不一样，既然把房子卖给中国人了，某种意义上就要接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生活习惯跟当地的融入，是新华侨华人本身的素质的提高，意识的转变，同时日本社会也正处在国际化的时代，在多民族、多元化的时代，日本人必须要适应中国人。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的强大会使中文更具魅力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新华侨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新华侨华人非常重视子女的华文教育，他们认为这是“留根”，必须要做，您怎么看？
蒋丰：是的，很多新华侨包括华人看着自己的子女不会讲中文了，跟自己很难用中文来交流了，很着急。我还了解到这样的事情，有些已经在日本定居的新华侨华人，把孩子从国内的带到日本，大概三四岁，过了几年以后，给在中国的爷爷奶奶打电话的时候，哼哼哈哈，不会说中文了，老人在电话的话筒那边失声痛哭的。
这样的事情会使人们感觉到“根”的丧失，这种根的丧失的情况，会让新华侨华人感觉到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情，所以中文学校的社会需求量就会很大，从哪里判断出他的社会需求量很大呢？在日本横浜有一个横浜的中华学校，我们叫做老侨校，老侨校的报名一直爆满。以至于日本人也要把他的子女送到那里受教育。
现在，也有新侨校，在日本东京有比较大的华人子女的周末补习学校——东京同源中文学校，它在名古屋、福冈也有自己的分校，这个学校成立了15年，到现在为止已经从这个学校走出了大约4千多名学生，目前在校生有900人左右。周末有这么多的学生由妈妈、爸爸带着来补习中文，家长的这种热心就是对华文教育的一种传承，这也是华文教育的希望所在。
现在，英文是世界第一大语言，虽然中文尚不能与英语相比，但这种事情是很难说的，毕竟英语到今天也仅仅才有1500年的历史，而中文的历史就久远多了。我最近看一个数字，说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人会跟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使用中文的机会越来越多。现在，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影响和使用的范围还会慢慢扩大，因此我对华文教育或者说中文教育是非常看好的。要坚持地把它抓起来，要有坚持不懈，并且有一些新的思路或者新的思维注入进去的。
主持人：现在我们对华文教育就像您说的，还心存很多希望，不会被遗忘，大家还很重视这个领域的教育。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以您为例，您到日本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您即将30岁，凭您对中国的感情，您当然希望您的孩子，您的下一代能够把华文学习好，但您的下一代还会以这种“重视度”来对新华侨第三代传授中文吗？
蒋丰：我这样的新华侨，我的出身背景、文化背景已经决定了我没有办法放弃中文了，说到下一代对中文的重视，重视程度肯定和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要客观承认，但是如果你想让他重视的话，怎么重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祖国的发展。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热烈谈论的中国人是什么形象呢？是就学生、偷渡者、外出打工的人，大概是这样的三种形象。什么叫就学生？“就”字指的是你是来读语言学校，可能就是打工后备军。现在中国人的形象是什么？是中国观光客、中国买主。20几年前的日谈论的话题主要是ODA——日本政府对华贷款，说的是他们对中国的支持；而现在日本社会热议的话题叫做M&A，讲起来是一种并购经济，中国企业对日本企业的并购。这些事例说明中国的变化让中国更有魅力，而中国更有魅力了以后，可能对我们来讲是祖国，对下一代的孩子来讲是祖籍国，就会更自然地吸引他。那个时候，可能不叫华文了，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中文”了，因为中国增加了魅力，而中文对他们也就会更有魅力，他们因为先天接受了一些华文的影响，我觉得他们对中文的理解会比其他的日本人更超出一筹。
国际婚姻的文化背景差异
主持人：我们从您的博客上看到了大量的有关于国际婚姻的报道，让人看了很心酸。今天想请您给我们讲一些这样的故事好吗？
蒋丰：每当写国际婚姻报道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诗词“国际悲歌歌一曲”。
现在，日本每年大约组成4、5千多对中日国际婚姻家庭，或者数量更多一些，而每年离婚的数字大概有1千对，结婚如果是4千到5千，离婚1千对，大概占1/5到1/4的比例。国际婚姻里面幸福的人不愿意介绍自己，已经很幸福了嘛，但是不幸的人总是希望有一些倾诉，希望有一些问题能够解决，也许到我这里来的这样的人就相对多一些。
挑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来讲吧。一位中国的新娘嫁到了日本人的家庭里面，肯定要给家里打电话——国际电话，那么这个家里会增加一笔国际电话费，这种电话费是这个日本人家庭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费用，算是一笔大额支出。结果，家中的日本婆婆在算家庭消费账目的时候，发现家里这个月增加了7万日元左右的国际电话费。然后，这个婆婆是怎么处理的呢？她下楼的时候，就会把电话机拿到楼下，等到她到楼上的时候，就把电话机带到楼上去——彻底控制它。大家可以想到，国际婚姻其实也是一种背井离乡啊，在背井离乡的时候，在信息化时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你自己的亲人联系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婚姻也好，感情也好，金钱也好，都在你对家人的思念之下了，所以这样下去是没有办法幸福的，而且这样的婆媳关系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国际婚姻应该说有语言的障碍，有情感的障碍，有文化的障碍，有性生活的障碍，所以国际婚姻要想把它做到没有心距，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曾经问过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新娘，就是包括自己认为婚姻状态还不错，有时我开玩笑说你咬着牙讲你很幸福，她说不，我确实很幸福，我说但到了最微妙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她们也点头承认了。
中国研修生是弱势群体
主持人：说到不幸，还有一个人群，那就是中国研修生。中国研修生这个名字乍一听起来，会觉得它是一种学生的身份，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出口劳动力。您在中国研修生方面也做过很多的报道，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蒋丰：中国研修生的问题，我近年来确实做了比较大力度的报道，我写了一些东西，《日本新华侨报》也做了一些相应比较大量的报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必须关注的族群，而且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总领事也讲过，他们是在日中国人社会里面的弱势群体，所以如果我们对自己同胞的弱势群体不给予关注，从良心上说不过去。
按照原来日本政府的“技能实习·研修制度”讲，中国研修生到日本来，签证是三年，第一年的身份是研修生身份，第二年、第三年的身份叫做技能实习生身份，在做研修生的时候，你每个月的工资，你没有工资，不叫工资，拿的叫津贴，只有6万7千日元左右，这个钱也许折合成人民币，在国内还是不错的收入，但是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低廉收入。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每个月有13万日元以上的低工资，但实际上研修生只是成为了一个熟练操作工，还有各种变相的加班、生活待遇低、失去人身自由。当然，日本很多企业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但是现实是这样的。
有的日本企业相对管理得好一些，中国人还可以忍受，但在那些态度非常野蛮、粗暴、专横，看不起中国人劳动者的企业，中国研修生技能实习生肯定要反抗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支持到的，我们都会给予大力的支持。这几年应该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从维权的层面上支持中国研修生，做的力度越来越大。
日本政府从今年7月1号开始，也对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有所调整，取消了所谓的过去的研修生和实习生的划分，在日本登陆两个月以后，就会成为技能研修生，就可以领工资了。这个问题正在逐渐地转变，而且可能会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好，这种事情可能变化会越来越大的。应该讲这个问题的前景还是光明的。
主持人：我们还是保留着一个美好的期待。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采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蒋丰总编为我们介绍了日本新华侨华人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从您的介绍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的华侨华人的状态是随着祖国的变化而变化的，也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把我们祖国的事情做好，也就是对海外华侨华人最大的支持。最后，我们用一位网友的留言来结束今天的访问，“蒋老师，您的博客开通一年便达到了1800万的访问量，看来网友们还是非常关注中日问题的，最后一句话是重点，也希望您继续发挥桥梁的作用”。感谢蒋丰总编。
蒋丰：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