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式拆迁”让官员名利双收

    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出席达沃斯论坛组织的企业家座谈会时，在回答提问时说到了“土地财政”制度的问题。他说：“我们现有的财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土地财政’的现象。也就是说，多用地可以多增加财政收入。这就造成了一手从农民那里廉价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价卖给开发商。而宽马路、大广场又表现出自己的所谓政绩，这又同官员的考核制度有关。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就像是在给温总理的这番话提供证据，云南省普洱市最近搞了一个大工程，由市政府发文，对市中心城区进行“旧城改造”，这个工程就生动地表现出了“土地财政”的要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破旧、简陋的老街区没有纳入改造范围，而处于黄金地段，建成才10多年的新楼房却已被纳入改造范围，面临拆迁的命运。被列入总共500亩拆迁范围里的1800多户住户对此强烈反对，尽管市政府声称“一定会尊重住户意愿，做好协商沟通工作”，但是政府已经将签订拆迁协议的任务分配到住户所在单位，这项工作被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实行一票否决制。（9月14日《都市时报》）

    在经常听闻“强制拆迁”、“暴力拆迁”的中国，类似普洱市这种利用权力强行推进的拆迁已经算不得很具轰动性的新闻了，普洱市发生的这场“拆迁运动”，完全可以从以往各地发生的拆迁事件中找到范例，面对媒体的质疑，普洱市有关领导的说辞在民众听来都是似曾相识，毫无新鲜感。翻开报章，多年来对此种拆迁行为的抨击几乎触目皆是，随便拿出一篇，更换一下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当作批判的子弹精确地射向普洱。

    但是，让民众感到郁闷的是，此类事件每一次发生后都成为舆论的靶子，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地方官员仍旧愿意顶着骂名“前赴后继”？常识告诉我们，除了那些让人敬仰的高蹈之士，一般的人们在从事某种行为时，总是有自己实际的利益考量，普洱市的政府官员虽然肩负着管理一方土地的重任，但其实也脱不开这个轨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那么我们就可发现，类似普洱这样的“旧城改造”，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实在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所以他们才会有强大的动力来推进这项在外人看来有点匪夷所思的拆迁运动。

    先说名的收获。在当下的和平年代，政府官员的政绩，主要就是看其在当地的经济建设成果，而所谓的经济建设成果，最直观的便是城市改造。每一次运动式的“旧城改造”，在强有力的公权力推进之下，城市面貌确实会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像普洱这样，尽管有现成的破旧街区确实需要拆迁，但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现实是，城市建设发展到今天，残留的那些破旧街区问题重重，拆迁成本实在太高，这种成本不仅在于投入的资金量十分巨大，而且里面的居民大都处于社会底层，对政府官员并不买账，因此会牵扯官员的大量精力，从利益考量来说很可能得不偿失。而那些新建的楼房，整齐划一，居民大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政府可以用敲破饭碗之类的威胁顺利地推进工作。而一旦“旧城改造”工作完成，政府官员就能够收获巨大的荣誉，至于这种变化背后掩盖着的对民众利益的侵犯，对社会资源的糟蹋，都在这个被“宏大叙事”包装起来的荣誉面前忽略不计了。

    再说利的收获，更是一目了然。在一份名为“普洱市中心城区旧城改造工作方案”的文件中，这些将要进行拆迁的土地，都已经标注上了挂牌拍卖的时间，该市一位负责拆迁的干部已经证实，这个地块将用于商业开发，“让这个城区更有活力”。记者的调查证实，与此次拆迁地块位置邻近、价位相当的地段，已经交易的土地出让价为每亩600多万元。按此计算，这500亩土地拍卖后，政府可从开发商那里获得30多亿元土地出让金。普洱市虽然有驰名全球的普洱茶，兼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财政收入并不丰裕，据该市市长在今年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披露，该市去年的财政收入为26.8亿元，而其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则高达85.5亿元，财政收支严重倒挂。30亿元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超过了其一年的财政收入，普洱市政府自然不会放弃这一块“肥肉”了。

    名利双收的算计，推动了“普洱式拆迁”在中国大地的蔓延。由此可见，要改变这种劳民伤财的“旧城改造”，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放弃片面的政绩观，改革目前流行的“土地财政”制度，以强有力的手段斩断地方官员从这种拆迁中名利双收的途径，用温总理的话说，就是“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毫无进展，那么，类似普洱市这种将新建城区当作“旧城”推倒重来的荒诞闹剧，就会不断在中国的各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