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把脉治病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病了，病入膏肓了，而且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掌握实权，中国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
袁世凯死后，军阀分裂为多个派系，主要有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每个军阀背后，都寻求到不同的帝国主义撑腰，代表不同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于是军阀混战开始了，世界各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也开始了，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旧的军阀战争直奉战争、直皖战争等结束后，新的军阀战争蒋桂中原战争又开始了，新的军阀战争刚结束，1931年“9·18事变”就爆发了。
“9·18事变”中，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总共才1万来人，就把驻扎在东三省的中国东北军（张学良）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打走赶跑，侵占了中国东三省。6年之后的1937年7月7日更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并一举占领了整个中国。中国大地上一时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国危在旦夕。
《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的著名散文，也是他的遗著，1935年写于狱中。作者以亲身经历概括了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悲惨历史，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肆意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
他满怀爱国主义激情，象征性地把祖国比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可是，美丽健壮而可爱的母亲，却正受着“无谓屈辱和残暴的蹂躏”，强盗、恶魔残害她，掠夺她，肢解她的身体，吮吸她的血液，汉奸军阀帮助恶魔杀害自己的母亲。作者高声疾呼，“母亲快要死去了”，“救救母亲呀！”他指出挽救祖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武装斗争，论证“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并在篇末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描绘出革命后祖国未来的美好幸福的景象，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对于生病的祖国母亲，毛主席和梁漱溟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毛主席提出救中国的药方是“马克思主义”；梁漱溟提出救中国的药方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
毛主席提出：中国的危机是阶级矛盾的危机，阶级矛盾的危机引发了民族矛盾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就可以得到新生。
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由中西文化差异引起的，而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来自人们的生活方式。向西方学习生活方式，中国就可以得救。
后来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是毛泽东而不是梁漱溟成功地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入膏肓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铁的事实面前，梁漱溟也不得不佩服毛主席方法的正确，并在晚年对已辞世多年的毛泽东称颂不已。（参阅美国学者艾恺据采访而成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然而，今天21世纪的中国，由于贪官对毛主席的否定和抹黑，使中国又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信仰危机（笑贫不笑娼的极端拜金主义）、社会危机（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等）、贪腐危机、大小汉奸及其背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又一次共同向中国袭来，又一次在侵蚀着社会主义祖国母亲的机体。
救中国的药方又一次层出不穷，但是，现在实行的所有药方，几乎都是梁漱溟药方的翻版，新瓶装旧酒，而毛主席的被历史证明正确的药方却被束之高阁。所以也才出现了房价越调越高，腐败越反越多，黑社会越打越黑（只有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重庆见到了成效），贪官成为人大代表建议修改法律给贪官免死牌，16岁少女被亲生父母安排卖淫等怪事……，于是房奴、卡努、孩奴、车奴、学奴、医奴、黑奴、学奴、权奴、钱奴、毒奶粉、地沟油、屠童案、跳楼、自焚、半夜乱杀乘客等惨剧不断涌现。
给“中国”把脉治病，毛泽东思想永不会过时。
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会走上邪路；只有认真践行毛泽东思想，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和幸福生活才有根本保障。毛主席就是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格化身。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甚至包括反人民反毛主席的官僚和汉奸都明白的事实，只是由于官僚和汉奸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害怕毛泽东思想，从而疏远毛主席、抹黑毛主席；人民群众也因为疲于奔命的忙于生计而无暇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误会毛主席、对毛主席敬而远之。致使中国社会任官僚、买办、黑社会巧取豪夺、醉生梦死的挣扎在身心分裂的死亡线上不能自拔（市长、县长自杀者越来越多），任劳动者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挣扎在生存线上负债累累（因负债而被逼自杀和精神失常的也越来越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导致房价越调越高，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信仰越来越堕落，而把能够根本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的毛泽东思想束之高阁。
毛泽东思想能够让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身体健康、心灵清净、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社会主义新型公有制事业）的全方位成功。能够让人民真正组织起来，实现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所以，告诉人民一个真实的毛泽东，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认真学习和践行毛泽东思想，建立起中华民族对毛泽东思想的共同信仰，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共同责任。 文：崔士忠
符文：毛主席和梁漱溟的分歧
从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1938年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时所做的1500字左右的批注来看，毛主席与梁漱溟的思想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形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基础是什么？是生活方式、还是经济基础？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来自人们的生活方式。西洋近代个人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盛行，“这全从其集团生活中过强于干涉的反动而来。”因为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这样，从中世纪到近代，团体与个人、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始终是西方社会文化急需解决的问题。实际生活中，两方面在此起彼伏、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不已”。而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他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端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间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按理说，是人类（无论中、西）都有夫妇、父子，即都有家庭，但何以中国特重家庭？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显露出来。象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象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象国家，或原不是国家。”总之，集团生活导致个人主义而家庭生活导致伦理关系，由生活方式产生出来的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在中古时代就开始了。毛泽东也承认中、西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认为这种差异并不是由所谓生活方式造成的，也不是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他认为：“要看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换个角度说，“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因为当时西方处于农业经济的发展阶段。确认人类社会发展不同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的根本标准，不是所谓生活方式，而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变，都是根基于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特征大体相似的生产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又据之认为近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诸问题并非如梁漱溟所说导源于集团生活对个人过度干涉之反动，其实是“从资本主义而来”，至于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不能象梁漱溟那样简单地归结为团体生活而无从反映个人问题，更不是象梁氏所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中古的宗教和现在的民族国家，因而难以出现个人的“反动”，其关键乃在于中国始终是“农业经济”、“封建国家”。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确实存在着梁漱溟说的“个人本位”和“伦理本位”的差异的话，那末，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基础在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特征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
其二，中国社会生活中有没有阶级关系？如何看待传统的“伦理关系”？梁漱溟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竭力说明中国社会生活中没有显明的阶级分化，不存在阶级对立，而毛泽东则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梁漱溟提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天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讫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一句话，“中国社会生活，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而毛泽东在批注中则鲜明指出：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所谓的“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封建经济”，而所谓“共产”的特征也“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共产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护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更无其他。”毛泽东对此说批注道：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阶级则作到极不好处。
由此看来，这种所谓“伦理政治”本质上就是“罪恶多端”的“封建政治”。
梁漱溟又认为人际关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伦理本位”的特征。在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铸就了人们极其高尚的人生观：“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而存在着。”毛泽东在批注中则指出：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
总之，梁漱溟眼中的中国社会既以伦理为本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在这样一种只有职业途而无阶级差异的社会里，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制；蒸汽机、电动机未发明，乃至较低大机械亦无之。当然，这里也并非全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而毛泽东则在批注中针锋相对地写道：“百分之七十五地集中于地主，农民只有卖，没有买。”“大多数人无产可以均分”。“只有土地剥削。”“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其三，怎样看待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是什么？毛泽东和梁漱溟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地看，是由于西方资本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然而，与外患交合在一起的中国文化危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如何才能得以摆脱？他信对此的看法就有很大分歧了。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换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具体言之，“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至于“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这样，摆脱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就是“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以改良主义的方法就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文化改造，民族自救。”从近代历史实践看，“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文化改造、民族处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象一个革命，因为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毛泽东对梁氏的这些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不同意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指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又针对梁氏“政治上的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之说提出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治分裂？”并指出梁氏所谓“政治一断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的方法是“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根本乃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机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进步，在列强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动挨打。因此，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舍革命别无他途：“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一点一切皆非。此点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又说，要抵制西方列强的侵入，“只有更高才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以上参阅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尽管只是三言两语，但如果将毛泽东在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时所做的批注与其撰著于大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系统性论著结合起来看，他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思路和观点，这就是：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根基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文化形态必然反映出相应的阶级关系——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冲突，固然体现了两种社会文化形态类型的差异，但本质上是处于低级形态的封建社会同处于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求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这种思路和观点当然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得来的。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情有深刻体认，他才会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农民问题，才会开创出一条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毛泽东无愧为一位最看重中国问题特殊性的革命家，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是毛泽东而不是梁漱溟成功地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使得梁漱溟也不得不信服，并在晚年对已辞世多年的毛泽东称颂不已。（参阅美国学者艾恺据采访而成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确实，不对现实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作出科学分析，不进行阶级斗争，不敢搞、不会搞阶级斗争，怎么会有工农劳动者的天下？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那些蓄意否认马艺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竭力“抹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实在表露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无知。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的重要论断，至今仍有其科学价值。自称“这一生跟随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伟大时代”的赵生晖先生在总结其一生基础上“有了新的更加理性的认识”后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极大的片面性”列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致命的误区”。
但真的像赵生晖先生吹嘘的那样“剥削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必须充分肯定”“剥削有功”，因而马列主义对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批判是一个“致命的误区”吗？这里只想举二个事例来略谈一下这问题。一是一位自称为“经济杀手”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帕金斯在2004年底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该书是美国的畅销书，中译本已于2006年12月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揭示道经济杀手（Economic Hir,EHMs）是指那些拿着高薪的、顶尖的专业人士，他们从世界各国攫取了数以千亿计的金钱。这些钱，通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L）以及其他国外的援助机构，装入到美国各大集团公司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家族的口袋中。经济杀手用尽各种高明手段：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他们玩的是“帝国霸权”时代一开始就有的“老把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其规模空前庞大，令人恐怖。我涛楚这一切！因为我曾经就是一名经济杀手！
这位“经济杀手”之所以经历了艰苦的思想斗争、挣脱了利益诱惑和种种恐吓，最终决定撰著出这部书，其动因之一就是他看到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已经丧失了理智：全球最有名气的公司，用几手是雇佣奴隶一样微薄的薪水，让亚洲制衣厂的工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贪得无厌的石油公司将有毒物质倾倒在热带雨林的河流里，而他们消醒地知道，这些物质能致人、动物、植物于死地。实际上，他们对古老的文明实施的是种族屠杀；美国本土1200万家庭吃了上顿愁下顿，能源行业出了个安然（Enron），会计行业也出了个安达信（Anderson）。1960年，同样是世界人口的1/5，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的人口平均收入比例是30：1，到1995年，这个比例变为74：1。美国动用870亿美元打了一场伊拉克战争，据联合国估计，用这一半的钱，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喝上开净的水、吃得饱、拥有卫生设施、还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约翰·帕金斯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仅仅曾是一位“经济杀手”；他根本无意于宣传被赵生晖先生判为有着“致命的”“误区”的马克思主义，却有见于鲜活而又残酷的现实，依据良知得出了资本主义体系“正经丧失了理智”的结论，并因此而对他曾为“经济杀手”-----充当了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剥削、压榨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为美国“推进全球帝国进程”服务的帮凶------而忏悔，他叩问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卷入到如此肮脏的勾当之中？”二是这些年，不仅“包身工”和童工这些1949年后灭绝了的现象均惊现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血汗工厂”、“人间地狱”式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主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令工人超时加班，许多工人经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时，严重损伤工人体质。许多工人难以支持而离职不干；许多中途病倒；许多工伤事故正是在过度疲劳中发生；有的力不能支，晕倒车间；还有过劳猝死。许多工厂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煤矿等采掘工业，安全防护措施百病丛生，违章操作，带病超产，管理混乱。在此情况下，煤矿特大、恶性事故接连发生，愈演愈烈，毫无改进。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不顾职工死活。出了事故，瞒报、以多报少，威胁利诱，强使职工家属私了，给点钱，推出不管之类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工厂企业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噪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和外资中小企业，任意奴役压迫工人。许多工厂在雇佣保安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乱罚工人，打骂工人；进出厂门，实行抄身制；一旦认为厂里丢了东西，乱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职工脱衣裸体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隶劳动，要求辞职，还不容许；逃走被抓回来，就遭毒打、罚跪、禁闭，甚至把女工关在狗笼里恐吓；侮辱妇女，有的资本主在女厕所中安装摄像境头。至于二亿多农民工更普遍遭受着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严重剥削、压迫和贱视。通过上述两例不难看出，赵生晖先生认为“必须充分予以肯定”的“剥削有功”论以及他所鼓吹的“剥削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说教，不仅当今中国正遭受着私有企业主盘剥的劳动者不能接受，而且全世界受资本主义奴役的人民也不会赞同，甚至连终于唤醒了人的良知的约翰·帕金斯都不会认可。而自称“追随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一生，是热爱党的”赵生晖先生却偏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其实也不是他的创见，而是早已存在的为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辨护的陈腐理论。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观”？分明是为资产阶级和历史上所有剥削阶级效忠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剥削的劳动民众的根本背判！赵生晖先生又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不仅过激，而且过于天真”，并将之判为马克思主义第二大“致命的”“误区”。他说：“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要能够生存、生活下去，必然要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这就是社会。在社会内，必然要有多个不同阶层、阶级，他们既分工又相互合作依存，这样社会才能生存下去，人类才能生活下去。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它的社会各阶层、各阶级更趋复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其中两大阶级。他们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分工不同，他们在社会统一体中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对立矛盾的一面。这种依存、矛盾的统一体，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当今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既得益于先进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得益于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产生于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十八世纪上半纪，它只看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而到了列宁、斯大林时代，则将阶级斗争学说推向极端，鼓吹并组织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推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夺取政权后，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支持了东南亚各国的武装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学说，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国家内，无一例外地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一切，不断的‘兴无灭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阶级斗争学说，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后，以失败而告终。终究历史是以科学文明和社会和谐的推动而发展的。这种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大段话，问题颇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驳析，而其实质则是要“在社会统一体中”的“不同阶层、阶级”各安其位、各守本份，尤其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民众、穷苦百姓只能“依存”于资产阶级或其他统治阶级，俯首贴耳地顺从资产阶级或其他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奴役，而绝不能有任何异想异动。实际上，赵生晖先生的这番话亦非其创见，而只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陈旧观念的现代翻板。由此我想到“大陆新儒家”讲的一段话：“儒家反对‘主权在民’，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它直截了当地宣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的事业，精英实行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少数人统治、剥削、愚弄多数人是最基本的政治现实。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面对全新的阶级结构，统治者必须重新回答：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镇压谁。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调整‘阶级联盟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调整结束了。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参阅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文化民族主义论纲》，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见北京大学的燕南网站等。）诸如此类怪论的出现，倒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分化为阶级以后必然会出现和存在的事实。只有社会发展到劳动者起来革命，砸碎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并进而消灭私有制度、消灭剥削阶级以后，才能随着劳动者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异逐渐消除的时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不合理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内涵着的陈腐观念才会消失。赵生晖之流的怪论绝不足以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反地，恰恰反映了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重要论断的利学性。在今日之中国，不像毛泽东那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就不配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中，李伟同志在引述毛泽东本人的话来展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时，多有神来之笔，点晴之论。譬如，他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章中提出问题道：“人们常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这二者是怎么结合起来的？这两头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在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从哪里具体做起呢？这个相结合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循此问题，他深入浅出地叙述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改造中国的历史进程，揭示毛泽东“是从深入群众搞社会调查，搞调查研究这一步做起来的”，说：“调查研究是连接这二者的桥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就在这里，可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步踢开了，就等走进了改造中国的大门，里面的一个一个的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李伟同志研究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与改造中国的关系，叙述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最深刻、最坚定地认识到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不仅搞社会调查的时间早，而且对调查研究工作所持的态度最诚恳、最持久，从而说明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长久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原则和工作方针。他又进一步叙述毛泽东如何沿着这一思想逻辑在后来改造中国的实践中提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新的思想观点。通过这样的研究和阐述，李伟同志精辟地指出：经过毛泽东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基本工作和基本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项基本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光荣传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别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人民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调查研究作风，把是否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判断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干部、一个领导的作风朴实与否，思想是不是端正，能不能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标准。他由此而提出一个深入认识毛泽东实践和思想的新论断：“读懂《反对本本主义》这本书，是学习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入场券。’”“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打造的一个传家宝，是须臾不可离开的‘护身符’。这个传家宝、‘护身符’一旦丢了，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丢了身上的通灵宝玉，从此迷迷瞪瞪，神志不清，无所用心，其结果只能是步苏共的亡党而去！”
毛泽东是怎样改造中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李伟同志透过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具体活动，紧紧抓住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陆续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的突出的问题，以专题形式系统阐述毛泽东怎样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生动展示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实践和在这种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尤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揭示了出来。这本书确如吴雄丞先生在为之所作序中说，“是一部贯通和融合了历史与现实的理论专著”，显示了作者创造性构思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作者以问题为中心，在具体问题中贯通历史的空间和时间的研究与阐述，既是在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又使读者切身地感到毛泽东改造中国的思想和实践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时下颇有些政治狂徒侈该什么“开辟历史新纪元”、“改变了中国”，妄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历史和现实都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只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成功地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仍然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抛弃毛泽东思想必将丧失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